宗教政策在宽容和打击之间徘徊

“陈主教说，如果把新制定的反颠覆条款当作一种可以任意使用的多功能武器、用来清除任何不受欢迎的反对派的话，那么这将是首次明目张胆地公开背离了香港自治的诺言。北京曾向香港及其七百万居民保证给予极大的内部自治权，为期五十年。根据反颠覆条款的规定，此条款在需要时也可用于宗教政治目的，例如可以把香港教会与大陆天主教徒、包括忠于罗马的地下教会的接触和联系视作犯罪。而香港教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对中国大陆都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在谈到中国内地时，文章指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宗教政策在相对宽容和严厉打击之间徘徊。中国政府对地下教会采取了严格打击的政策。尽管如此，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仍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一位了解当地情况的观察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历史的讽刺’。他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数千名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但只在很特定的条件下才留下久远的痕迹。而今天，中国对外国传教士关闭了大门，地下教会受到迫害，基督教却兴旺发展，教徒人数已增长到千万以上。事实上，在共产党中国，直到最偏僻的角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盖了这么多教堂，其中有居民自己盖起的，但也有主要依靠外国支持盖成的。

更引人注意的是基层一些新教和天主教教区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从事多种慈善活动。它们在国家无所作为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幼儿园和学校。作为社会救助机构，受到社会的欢迎。在中国这个寻求其它心灵取向的社会，宗教和其它诸多唯灵论产生了一股吸力。今天，教会的慈善活动以及国家批准的教会组织和地下教会在实践中的界限日益混淆，使党和政府越来越担心有可能完全失去对这股巨大吸力的控制。”

莱茵信使周刊说，中国官方认可的爱国天主教会甚至也在向梵蒂冈教皇靠拢，一些主教私下请求教皇承认他们的任命，这些教会对国家的忠诚只剩下了外壳。文章最后在谈到中国宗教的前途时写道：

“香港陈主教希望，中国年轻的新一代领导人表现开明、从宗教中得出合理的结论。尽管目前已有思想活跃的迹象，但陈主教的希望能否实现，还得看未来的变化。不久前，改革派政治家潘岳在一篇令人瞩目的文章中提醒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给予宗教以积极的新定义。他这篇宗教辩护的文章说，‘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其文化创造的，文化的灵魂则反映在道德中，而道德的支柱则是宗教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无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