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不分前后”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李怡的文章，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发展。文章写道："许多人把中共建政历史，划分为前30年与后30年。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报道，大都建基于对前30年路线方针的否定。今天，许多人颂赞“祖国成就”，讲的也是后30年的成就。前30年，就“别提它了”。不过，今年中国官方却下了指示，对建政30年的定调是：60年不分前后，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有人认为，中共这样定调，是为了平息内地左、右派的批评声音。因为左派认为，中共现在的掌权者，只是口头上讲社会主义，实际上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他们是背叛了马列毛与社会主义路线的右派；右派则认为，掌权者太左，仍是文革专制的延续。掌权者在大陆理论家眼中，可以说左右不是人。但真正的情形是，掌权者既非左亦非右，他们是从特权阶层而衍变成的权贵派。在中国大陆，掌权者中已没有左右社资之分，只有权力大小与由权力掌握的资源多少的区别。社会矛盾就是官民矛盾，就是权贵与反权贵的矛盾。"

李怡的文章接着写道："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同意中共“60年不分前后”的主调。因为60年都是由打江山而获得权力的特权阶层管治的。前30年与后30年没有区别，区别的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前30年，中共以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目标为理想，并以此来号召追寻它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民众。…然而，如果一味追求分配平等而不惜牺牲人的自由的话，那么追求平等的结果，就是…实现了罗素所说的“乞丐最平等”。中共建政的后30年，打破了前30年追求的“分配平等”，实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然而，由于在前30年滋生的“更平等”的特权阶层仍享特权，而且成为世袭权贵和有了“近亲繁殖”衍变，因此虽打破了分配平等的追求理想的符咒，但在自由经济中不仅没有建立机会平等的规范，而且突出了机会的不平等。…经济腾飞，贫富悬殊，假货盛行，骗术层出不穷，是后30年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向。而掌权者全无意愿要建立机会平等的法制，所有施政都是权宜，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是以暴力与假话去维系稳定。建国初期的平等理想，民主追求，道德遵循，已全部被埋葬了。"

香港《明报》则发表林和立的文章，题为《中国人民真的自我感觉良好？》。文章写道："记得1973年跟一批大学同学首次回国，北京、上海与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毫不例外地做“忆苦思甜”的论述，用一大堆比较统计数位说明老百姓解放后生活改善了多少倍。这“唱好民粹”到今天没有改变。……报喜不报忧的党政部门与传媒不会透露一些对普罗大众更有意义的数位，例如实质通胀率，尤其是医疗、教育与房屋等开支在20多年间茘升到怎麽样的天文数字。经常往内地跑的港人都知道，不少城市规模较大水平较佳的医院收费甚至比港、台更贵，而北大、清华等“尖子”大学的学费、杂费加起来和香港的大学相若。更重要的是，《论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名训，1950年代初期中国人普遍很穷，但因为没有明显的贫富悬殊与剥削阶层，民众虽然物质贫乏，但心情还算踏实。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大学生开始对“官倒”与贪污现象说不，反贪遂成了1989年学运的主旋律之一。但在20年前，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不平等竞争还刚开始。"

林和立的文章接着写道："胡温在2002年底执政后，暴发户在剥削低下阶层之余拼命炫耀追英赶美的超豪奢华，而赤贫的弱势阶层的“仇富”心理则愈演愈烈。…… 在这种氛围下，不要说天天给“新剥削阶层”欺凌鱼肉的民工，即使是中产与专业人士的心情也不会太畅快。难怪中国的自杀与出国率都非常高。每年有超过25万人自杀，占全世界四分一以上；最可怕的是自杀竟然是15到34岁人士的头号杀手。"

摘编：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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