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布鲁马看中国政局

伊安－布鲁马可谓直言不讳。对这名现年50岁、国际知名的作家来说，结束中共的统治已经为期不远了。从1996年至2001年，布鲁马游历了许多地方，并从中感受到了中国在政治、道德及社会等领域的衰败。布鲁马表示，他不知道中共统治何时结束，随之而来的又将是什么，但他认为结束这样的统治大势已定。

对中国人担心有可能发生动乱，布鲁马表示理解，但即便是中国知识分子也把民主同暴力和混乱相提并论，布鲁马则不能接受。布鲁马解释了为什么通过异议人士和独立思想者，使其对中国的灵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想知道的是，异议人士如何看待中国。

布鲁马从流亡美国的人士开始，逐步接近中国本土。40多名被采访者构成了一本中国异议人士的“Who’s Who?”。例如，1989年

学生运动领袖柴玲、吾尔开希以及李禄等人都是布鲁马的采访对象。此外，他还同1979年因民主墙运动而著名的魏京生、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方励之、王希哲、王炳章以及吴宏达等进行了谈话。

在新加坡，他拜会了一些常年遭到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反对派政治家，而香港的会谈伙伴则是李柱铭、司徒华，韩东方以及刘慧卿。布鲁马在台湾走访了曾经作为反对党的民进党的许多积极分子。在此期间，他们已经成为台湾受到认可的政治家，例如现任台湾副总统吕秀莲。

布鲁马以报道的形式记述录了他同中国独立思想者的接触。书中描述了他们所承受的孤独、远离故土的流亡经验，以及在他乡中国人小世界中的生活。其中包括开始不关心政治只注重事业，但通过一次关键事件转而投身政治的人士，也有那些看似明白事理，但却会突然显得流于俗套的人物。

布鲁马没有把他拜访的异议人士当作英雄，或者一支成熟的政治反对派力量。他保持了批评性的距离。对布鲁马来说，被采访者都是有着各自故事、梦想和错误的不同的个人。他们都曾反对过共产党的统治，但这并不能使其自动成为民主人士或智者。许多人甚至对其同类抱有成见。布鲁马清醒地得出结论说，在会谈伙伴中，他甚至没有找到一个说其他人好话的人。

前学生运动领袖李禄从文化角度解释了异议人士圈内明显的纷争。他说，中国文化不是造就一种奴隶心态，就是突出的个人主义。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便成为斗士，并希望自己变成领袖。这样在流亡人士的小范围内，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彼此之间的争斗。

布鲁马对这种片面极端的想法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异议人士缺乏妥协的能力。台湾、韩国和印度的例子表明，民主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于文化。更多的情况是，统治者滥用文化来为自己的独裁正名。对所谓亚洲价值的宣扬就是一例。布鲁马认为中国文化对民主化并不构成阻碍，而反之，也不必破坏中国文化来改变中国的政体。他说，中国人不必成为美国人或欧洲人来赢得自由。

针对他提出的问题，他获得的答案不只一个。布鲁马意识到，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中国。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异议人士都是基督徒，或者因参与政治而皈依基督教。然而其他人，例如现在生活在普林斯顿、批判中国文化的电影“河殇”的作者之一苏晓康就表示，他不仅失去了对毛泽东的信仰，甚至对任何形式的宗教或具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都具有了免疫能力。

布鲁马继续就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变迁的看法进行了探讨。例如，对记者戴晴来说，中国的变革绝不能仓促行事。鉴于充满暴力革命的中国历史，这种变迁必须基于道德和精神教育的基础之上，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否则将出现一群甚至反对知识分子的不懂民主只会暴力的乌合之众。

布鲁马承认，失控的民众暴力对政府来说既有害也有利。他说，中国发生大规模暴动是体制产生的结果。其历史上暴政和武装暴动的轮换只能通过正义来打破。对他来说，极力维持一个破产的制度以及对稳定总是只抱有幻想的话，由此带来的危险将更大。

布鲁马认为，异议人士并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然而他们却促使人们更加公开和多元性地探讨如何迈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如果读者期待从布鲁马的书中找到明确的答案和简单的解决办法，那么他一定会非常失望，但作者却会引发人们进行思考。不过布鲁马的观点经常不能令人信服，它们更是一种对民主的信仰。民主当然不能保证不做出错误决定，但它给民众一种在经过协商的前提条件下自己改正错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