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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菲2008年11月30日

作家夫妇陈桂棣和吴春桃2004年因纪实文学作品"中国农民调查"闻名中国及海外,获得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中国农民调查"以安徽阜阳农村为例,揭露了中国农村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农民沉重的负担。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正是在安徽农村,小岗村的"大包干"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作家陈桂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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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26日,默克尔在中国会晤陈桂棣夫妇图像来源: PA/dpa

德国之声:陈桂棣先生,首先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您和爱人吴春桃女士撰写的"中国农民调查"引起强烈反响,获得众多奖项肯定。这本书是从揭露安徽阜阳一个村子里的不公现象入手的。我想知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源地的安徽农村,在您这本书出版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桂棣:应该说变化还是很大的。我们那本书主要是反映了农民的负担,因为当时安徽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准备推向全国。我们这本书出来以后,因为我们介绍了安徽进行试点的全过程。当时中央的这个方案是有缺陷的。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安徽进行的税费改革试点基本终止了。我们的书结束时间不长,中央就出来一号文件,提到要增加农民收入。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了,我们反映的一些问题得到了或是正在得到解决。我们重点反映粮食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农民的粮食就不能进入市场呢?要国家统购统销?作品发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粮食市场放开了,价格也放开了。从05年,全国是06年,把农业税取消了,这点农民还是非常欢迎的。还有我们反映的农民的教育问题,现在九年义务制教育在农村的孩子基本上学杂费都给免了。这都是一些变化。

德国之声:您通过纪实文学创作实地进行考察接触了不少农民,走访了不少村庄。据您的了解,中国农民对改革开放有怎样的评价?

陈桂棣:第一个呢,毕竟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人民公社那一大"公"基本被废除了,大锅饭也不吃了,大家干活的大呼隆也没有了。而且种什么,怎么种都有农民自己决定。总体来讲,农民对改革开放还是非常高兴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些问题,因为改革30年了,"大包干"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应该讲还是很大的。但是随着中国改革进入城市以后,农民看到的这个改革呢,就是好像与农民没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就只是增加农民负担。

德国之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常被引用,但是现在中国上下在倡导建立"和谐社会"。您觉得,中国在农村建立"和谐社会"应该从哪下手?

陈桂棣:现在"和谐社会"的这个概念提出来了就是因为社会不和谐。最主要的不和谐就是城乡的差别,不是中国历史上了,应该讲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怎么解决呢?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城乡分治的问题。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城市一套治理办法,农村一套。而治理城市是牺牲农民的利益。这样一种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二元体制结构必须要改变,否则谈不上和谐。

德国之声:今年9月召开的中共17届三中全会围绕三农问题,确定了土地流转政策,您觉得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否会因此有所改变或是改善?

陈桂棣:这个问题还有些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土地的流转肯定会使一部分农民富起来,流转了以后,土地向会种地的这部分农民手里集中。就是规模化的经营,他肯定会富起来。现在问题中国是9亿农民,我们根据资料得知有2亿3000万农户。也就是18亿亩地由2.3亿农户种,他肯定不会富裕起来。土地集中起来每家至少要有100亩他才能看到富裕。那就问题大了。他只能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富裕问题,而绝大多数人在土地流转当中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要有配套的政策。土地流转以后,大量剩余劳动力必须要解决出路问题。就要解决农民工的一些政策问题。如果没有配套政策只是土地流转,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富裕起来。

德国之声:陈桂棣先生,如果让您简单概括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给您印象最深刻的变化,您会怎么说?

陈桂棣:我有几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带来很大变化,比如大多数人不愁吃不愁穿。相对来讲也敢讲讲真话,起码我能接受你的采访不会有敌台卖国的嫌疑。这是中国一个变化。但是差别太大了,印象太深刻了。就像经济学家吴敬琏说的,收入差距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是生病了。还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搞经济改革这么多年,但是政治改革是滞后的。所以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司法不公,越来越复杂。也就是社会繁荣的同时还多潜在的危机都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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