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機自己買，剪輯義工做，發行靠推特

中國公民運動越來越勇敢地使用現代影片手段。稍微對電視有些瞭解的人都知道:在所有現代媒體手段中,製作電視紀錄片不但成本最高,而且中國官方控制得也最嚴。不要說外國攝影隊要到中國去拍片,光申請攝制的程序,就要過不知道多少關。在中國內地,比如藝術家艾未未,自己動員策劃並製作有關汶川地震紀錄片時,也遭到各方阻撓,甚至地方黑惡勢力勾結警方,對這位藝術家曾大打出手，但他依然完成了《老媽蹄花》。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同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合作,製作了《我們的寶寶》一片,講述四川地方粗製濫造校舍,造成大批孩子死亡,而其家長為申訴,受到各種打壓。為此，譚作人被當地司法部門判處五年徒刑。

公民影像如雨後春筍

儘管如此,中國公民運動還是越來越勇敢地使用現代影片手段,發出自己強有力的聲音。北京作家徐星自己策劃製作有關文革回憶的紀錄片；重慶知識分子王康經過多年努力,終於爭取到資金和支持,使用歷史紀錄片的形式,再現抗日戰爭期間,重慶作為陪都的一段動人歷史。他用影像形式糾正了中國官方正史中強調"國民黨不抗日只反共"的主流意見。

據艾曉明介紹,這一類公民自發組織的影像製作,在策劃上通常都比官方紀錄片簡單得多:幾個人聚在一起,發表對現實事件的看法,一來二去,大家就有了主意,希望能用紀錄片把這個主意傳遞給社會大眾。

要解決兩大難題

在介紹製作《公民調查》一片時遇到的兩大問題時，艾曉明說:

"一個是錢從哪裡來? 製作一部片子,十幾萬塊錢總是要的。第二是:要做一個片子,只是去一次是不行的。有時候要去一年,有時候要去幾年,誰會跟我一起把片子拍攝到底?"

據來自中國公民運動的訊息,艾曉明遇到的問題很有代表性。但類似她的《公民運動》這樣的作品仍然不斷出現,說明有越來越多的人自願參與到公民製片中來。艾未未追蹤四川地震校舍問題時,光派出公開進入震區採訪的志願者就有一百多人次,受到侮辱乃至毆打的,也有二十多人次。而用自己私人拍攝的材料,為類似紀錄片提供素材的普通人,更是不可勝數。很顯然,他們的行動，為中國公民運動的影片作品製作,提供了非常廣泛的基礎。錢的問題,除製片人自己出於公益,慷慨解囊而外,艾曉明說,也有人是在看完片子之後,主動捐輸的。他們說："我知道片子是要錢的,這裡是一百塊錢,二百塊錢,你收下。"

現代化的傳播方式

此外,來自中國境外的文化機構,通過收藏和放映也能動員一部分資金,來補足資金上入不敷出的公民製片需要。但艾曉明強調說:來自境外的資助,也會帶來官方強加的"境外敵對勢力"資助的罪名。因此解決製作資金問題,大部分還是靠義工:不論調查,拍攝還是剪輯,大家都義務地做。甚至連片子的發行也不例外，往往口口相傳。在這樣的發行條件下,利用網路提供的多媒體功能,就顯得尤其重要。艾曉明教授介紹說:

"如果有一個人把一個作品上傳到網上,他把它壓縮成500M,上傳到網上以後,比如說你在推特上發一條消息,可能立刻就有幾千個看到。那麼幾千個人把它下載到iPad, 或者是iTouch,iPhone上面的話,每個人傳給一個朋友,就變成一萬個人都可以看到這個作品。"

這樣的傳播渠道已經非常高效:艾曉明的《公民調查》經過這樣的傳播，已經引起美國、歐洲以及香港等地的強烈反響。艾曉明自己因為這部影片獲獎，出境時，還受到中國官方的阻攔。

作者：一通

責編：李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