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學者點評中國社會發展

現任德國慕尼黑大學社會教授、倫敦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的烏爾利希－貝克（1944年出生）因20年前出版「社會風險」一書而聲名鵲起。他著書頗多，內容大多涉及全球化、社會風險等當今重大議題。他在書中呼籲人們打破國界，共同採取應對措施。貝克被認為是當代西方社會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當然由他首創和提出的諸多新的概念和論點均不無爭議。結束中國之行後，貝克教授因其又一本新書「世界社會風險」的發行出版參加了10月10日至14日在法蘭克福舉辦的國際最大規模的書展。於是，我們約好在展會現場進行採訪。由於現場噪音大，貝克教授建議去他下榻的法蘭克福庭園賓館漫談，這位德國教授對工作的認真態度由此可見一斑。貝克教授高大、健談，看得出他依舊處於首次中國之行的興奮之中。

首次中國之行引發思想巨變

德國之聲：貝克教授，您好！不久前，您才從中國返回，參加了在那裡舉行的北京國際書展。您提出的有關全球化和社會風險的概念及論點在中國也引起了不少的反響。您的5本著作已被譯成中文。您於今年出版的「世界社會風險」一書將被譯林出版社翻譯成中文。您認為，這次中國之行中最大的收獲是什麼呢？

貝克教授：這是我第一次去中國，我很激動，中國的經歷引起我強烈的思想震動。我原來對中國的某些想法和認識必須進行修正，它涉及各個方面，從日常瑣事直至我的一些學術論點。中國社會處在巨變之中，尤其在個人生活領域，某些傳統觀念正在逐漸消失。人們能明顯地感覺到，在許多方面，中國人已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在經濟和個人生活領域都是一樣，我們甚至可以將這種現象視為一種近乎於反常的現象。中國私人生活領域的自由開放，國家權力機構以及經濟組織的並存和運作方式令西方人感到陌生。但這種結構似乎比我們想像得要穩定得多。我們原以為，中國私人領域解放的火花會波及公共領域，但現在看來似乎沒有必要。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和私人生活的自由與解放都有其自我發展空間，也許會成為另一種現代化的組合模式。

德國之聲：您在北京和上海期間，曾在大學裡做了報告，與中國同行學者、專家們展開辯論。中國同行能認同您的基本觀點呢？

貝克教授：我很高興，自己出版的有關全球化理論、社會風險和反身社會等理論的書籍已被翻譯成中文，為我們彼此間展開討論奠定了基礎。中國同行熟悉我的諸多論點，也進行了認真的準備。他們似乎對我的理論很感興趣。這令我感到非常榮幸。當然，他們也有不同意見，甚至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論。我認為，近10年來，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裡，各國政治家和企業家們必須向對世界，開放自己，進行相互合作，只有這樣才能有效解決自身的問題。中國人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們對這些論點持審慎立場。中國同行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與我的想像不同。但他們也向我發出邀請，在中國建立和推廣自己的學說，以便使中國人更好地理解這些理論。

中國對社會學家來說是上天的恩賜

德國之聲：您是否想過，在當今社會，中方為何會對您的著作有如此大的興趣？

貝克教授：我當然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堅決反對那種將西方現代模式作為他人校方榜樣的看法。我提出的模式是「反身現代化」，它要求人們重新修訂最基本的社會框架，比如人們應重新對家庭模式進行思考，因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傳統的家庭模式在逐漸解體。我認為，這樣做有助於完善西方的思想體系，西方社會學應參考中國的經驗，從而開創一個全新的發展空間。但我提出的兼顧他人利益的「世界主義社會學」理論似乎還難以被中國人接受。

德國之聲：您如何看待中國同行的整體科研水準？

貝克教授：對社會學家來說，可以說中國是上天的恩賜。因為中國的發展變化這麼大，處在這樣的社會變革之中，社會學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人們不對眾多的移動民工，刑事犯罪等進行系統的統計，進行社會觀察，就無法在政治層面應對這些問題。所以社會學在中國很被看好。那裡的社會學者都接受過一流的教育，尤其在經驗理論方面。在數據歸類方面，中國同行甚至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在社會學領域，美國與中國間早就開始了密切的合作。美國大學很早就對中國大學生發放社會學的獎學金，對他們們進行培養。但中國同行對處於現代變革中的文化和社會變動等問題似乎沒有進行更多地反思。當然也有人例外，但他們不能代表主流思潮。

中國視自己為全球化進程中的犧牲者

德國之聲：您這次在中國的講演主題是全球化。您認為，中國人對全球化進程的看法與西方人的認知有本質上的區別嗎？

貝克教授：令我感到吃驚的是，在西方和世界人眼中，中國是一個全球活動家，在世界市場上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中國因其較低的薪水水準、高效率，以及生產優質產品的能力對多方形成競爭。但中國人則視自己為全球化的犧牲者。中國人認為自己陷於被動和不利局面，較為被動，被排斥在世界重大決策之外，尚不能完全融入相關的國際組織。在中國社會，民族意識很強，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特點。中國人尚沒有對自己的崛起對他人產生的影響進行更多的思考。這就導致中國人遠遠沒有意識到西方和世界眼中的自己。

未雨綢繆

德國之聲：您不僅是第一批提出全球化理論的學者之一，您還於20年前出版了風險社會一書，提出了現代社會潛藏的諸多風險，呼籲人們採取應對措施。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您當年提出的論點幾乎都已被印證，並具有更大的時政意義。請問，您何以在20年前就開始關注這些在當時非常前衛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您將自己視為一個預言家嗎？

貝克教授：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上一世紀70、80年代我就意識到，作為一門科學的社會學的核心議題在於研究社會的變化，但當時的社會學將自己封閉在現代社會的某一發展階段之中，這是非常荒唐的。所以我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社會現代化進程上，試圖重新定義各個機構。於是我開始注意到環保問題。環境遭破壞並非是現代進程失敗的產物，而恰恰是這一進程取得成功所帶來的後果。在工業化進程中，大自然遭到破壞。我認為，這些副作用尚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所以我想到撰寫風險社會一書。所謂風險社會即意味著：伴隨現代化進程產生的負面影響已對社會基石構成威脅，它是現代化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一個取得成功的階段。

德國之聲：20年以後，您又出版了一本名為「世界風險社會」一書，請問，這兩本書的最大區別在哪裡？

貝克教授：在風險社會一書中，全球化是一個背景議題。我至今還記得，當我於上一世紀80年代初提到全球化一詞時，內心充滿著歉疚，

因為我是最早使用全球化一詞學者中的一位。比如車諾比核电站災難就是一例，它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已超出了事發國家的邊界。如今，全球化議題在報紙上隨處可見。但有一點值得一提：德文的風險（Risiko）與災難(Katastrophe)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風險是人們預知的不幸事件，而災難則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在預知災難方面，大眾媒體和科學工作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唯有如此，才能讓人們意識到風險的存在。而預知風險也是全球化進程的一個媒介。重要的是人們要採取行動，而且是跨國界的行動，這樣一來才能阻止風險的發生。比如目前對氣候變暖的討論等。所有受到影響的個人和集體都應聯合起來，尋找解決方案。

何為當今社會學的首要任務

德國之聲：拜讀您的著作，覺得您為人們描繪了一幅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圖景。您將自己視為一位拉響警鐘的所謂警世之人嗎？警世是否是當前社會學的首要任務？

貝克教授：社會學的任務在於做出判斷和預見，而且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政治層面，當科學已無法提出相應的概念，對現實進行描述時。風險是當今人們對未來潛在問題的預知。現實社會即涉及歷史，也事關未來。未來的一切尚沒有變為現實，有時永遠也不會變為現實，但是它已被人們預料。做到這一點需要人們付出努力，目的在於阻止風險的出現。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其實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因為這是一個新的政治因素，它有可能對社會巨變產生作用。比如恐怖主義就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因素，為了阻止恐怖事件的發生，社會準則需要發生一定的變化。目前正在討論的氣溫變暖議題也是一樣。我的論點是，感知和預測風險具有對人類社會進行總動員的性質。

德國之聲：但您如何定義當今的最大社會風險？

貝克教授：我從不定義社會風險。但或許可以說，世界不均等這一問題是最大的社會風險吧。世界性的社會不均也許比我現在分析的所有風險還要大。定義社會風險不是我對自己提出的任務。我的任務在於對相關的行動邏輯做出推論和預見。比如我對氣候變暖問題所引發的政治討論就頗感吃驚。目前就此議題展開的世界層面的廣泛討論是人們事先根本就料想不到的。對自然現象進行分析需要科學模式，為什麼這樣的變化在30年前不曾有過，但是現在卻突然出現了。我以為，氣候變化是一種自然現象。從社會學角度對目前的這場辯論和事態的發展進行分析很有意義。拒絕簽署京都氣候保護議定書的美國總統布希也受到了來自多方的壓力。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社會學問題。

社會學亟需應對全球化進程新挑戰

德國之聲：您剛才談到了氣候保護、恐怖主義等問題。您在中國期間一定也與中國同事對此展開了討論。在這方面一定存在文化認知上的不同了？

貝克教授：我認為，中國沒有把恐怖主義視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氣候保護問題就完全不一樣了。中國的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中國之行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中國目前正處在學習過程中。中國擔心，環保問題會威脅其經濟快速發展。中國人急於學習世界先進的環保知識，包括節省能源等。我不禁想到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多大程度上能制定並實施應對措施。

德國之聲：世界風險社會一書的核心命題是要求人們採取行動，阻止風險的發生。您在書中提到要組建世界聯盟。但在現實生活中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這是否只是一種幻想呢？

貝克教授：的確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目前在此議題上只有退步，沒有任何進步。但我認為，這恰恰是社會學的任務所在。比如歐盟就是國家聯盟的一種形式。憑我個人的經驗，不少政治家已認識到跨國界合作的必要性。他們本人也會從中受益。

德國之聲：但批評家們指出，您的著作其實並無新意，而是對已知的事務使用了新的概念，您所研究的並非證據充分的經驗社會學，而更多的是社會哲學。請問，社會學的侷限性究竟在哪裡？

貝克教授：德國人對我著作的反應非常強烈，也有人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這是件好事。但如果您在英語區，或法國、西班牙等，您會聽到人們不同的反應。那裡的居民比較開放，樂於接受新的思想，他們已意識到，人們需要新的概念框架，新的社會學形式，新的理論形式。我認為，人們在此需要新的概念，才能對現實進行準確的描述，之後才有能力對一些現象進行解釋。我的許多批評家都忽略了一點，我有一個大型研究所，受到德國研究協會的經濟資助。我的論點絕非是我在辦公桌前平空想像出來的，而是基於科學家們的研究成果。

防患於未然

德國之聲：儘管現實生活中存在著諸多風險，但您依舊樂觀的面對未來？

貝克教授：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告訴大家出路可能在哪裡。哪種社會形式將會出現，或者應該出現。我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對。因為在21世紀，許多原有的概念已經過時。

德國之聲：繼全球化理論，世界風險社會等書之後，您將帶給我們哪些新作呢？

貝克教授：我現在正在寫一本有關宗教的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宗教將扮演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因為人們的不安全感越來越大，科學與技術已無力解決很多問題。所以人們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但在歐洲，教堂並不會因此吸引更多的信徒。我所指的宗教將是一種全新的形式。

德國之聲：您給我的印象是，您沉醉於您的研究工作。我是否可以這麼理解，研究社會學的魅力在於，將世界作為自己的運作舞台和思考對象？

貝克教授：有必要指出的是，社會學家始終扮演反對黨的角色，我們始終密切關注著社會的變遷，試圖讓人們注意到社會的新的問題，提出新的概念，同時與社會的傳統和保守觀念做著頑強的鬥爭。我認為，我們對當今相互依賴的社會的研究過於有限。改變這一現狀，從而引發政治層面的討論，是我眼中的核心任務。

德國之聲：要想將社會學家的觀點付諸實施，需要全社會，尤其是政治決策人物的配合。您的這些觀點受到政治家們的重視嗎？您與重要的政治家們有個人交往嗎？

貝克教授：我的部分理論已引起政治家們的重視。比如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就曾向我發出邀請，參加有關的會議。現在的法國總統薩科奇也已發來了邀請函。我曾寫了一本有關歐洲的書，看來此書在法國影響不小。我本人認識，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們必須保持自己的觀點。我本人與政治家們的聯繫不多。

德國之聲：謝謝您接受德國之聲中文網的採訪。希望不久之後能再次拜讀您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