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電視名主持人中國拍片歸來談中國社會

德國之聲：您在去中國之前有沒有制定一個具體的報導計劃?

斯洛姆卡：我不是沒有做任何準備就啟程了，去中國前我想了一個報導方案。我和德國電視二台駐北京的記者一起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也盡可能最大限度地閱讀了有關中國的資料，進行了很多思考。我找到了一個在中國留學過漢語非常流利而且很熟悉中國情況的德國人當翻譯和向導。我對他說，我想在中國尋找每個人身邊都可以遇到的平實普通的老百姓生活作為報導對象，我不打算報導社會名人、政治家，我想認識瞭解的是普通的中學生、普通的社會青年之類的老百姓。對我來說，這一組中國報導不能走向極端。很多情況下，記者們尋找兩類中國人，一類是特別富有的，另一類是極端貧困的，然後把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對照起來。而這正是我要避免的。

德國之聲：在這次中國之行當中，您覺得最美好的經歷是什麼？

斯洛姆卡：我在中國經歷了許多令我感動高興的事。最令我感動的經歷是認識了一戶家裡的孩子正在讀初中的人家。在五集中國行報導當中有一集介紹的就是這個初中生和他的家庭在北京的生活。這一家人超乎想像得熱情。他們居住在北京一個不算富裕的地區，為了招待我們這些客人，他們特意做了一大桌子菜盛情款待我們。女主人怕我們挨餓，還專門包了餃子送到我們住的飯店，我覺得特別感動。

德國之聲：您到了中國之後，覺得這個國家符合您對它的想像嗎？

斯洛姆卡：我得說，我並不是對這個國家不持任何看法就跑去了，因為去之前我讀了許多相關的資料，看了許多有關中國的新聞報導和紀錄片。在中國的兩個星期，我所看到的經歷過的許多東西都可以和之前頭腦中對中國的印象對應起來，但是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還是會讓我常常產生新奇驚訝甚至詫異的感覺。特別是北京城市現代化的程度讓我印象深刻，年輕人的著裝，滿街的商店，讓人感覺就像身處紐約、拉斯維加斯或者柏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讓像北京這樣的城市給外來者一個十分西化的印象，但是當表面的一層面紗被慢慢揭掉之後，人們也會注意到，這個國家的文化和政治體制同西方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德國之聲：您報導了一位姓岳的老人進京上訪，控告當地政府沒有給予任何補償就對私宅強行拆遷的故事。當時您的拍攝小組在驅車前往老岳家的路上，被中國安全局和警察攔截了近3個小時。這3個小時您在想些什麼？當時覺得害怕嗎？

斯洛姆卡：當時有5輛安全局的車和5輛警車圍繞著我們。我們只是採訪一個中國老人，很顯然，當地政府很害怕他們腐敗墮落的醜聞被洩露出去。我自己倒是覺得沒什麼可怕的，只是擔心如果攔截的時間太長，天黑了在偏僻的地方行車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我還擔心當地政府有可能會找老岳的麻煩。我們給他介紹了一位律師，幫助他盡可能地通過地方政府對拆遷不給補償這件事一個合理的解決。我們故意讓當地政府和公安機關知道，我們每天都給老岳打電話關注著這件事的進展。

德國之聲：安全局的人和警察開的都是奧迪車或者大眾車，您會不會覺得很幽默？

斯洛姆卡：一開始我感到很驚訝。後來我的翻譯解釋說，在中國開黑色奧迪A6，車窗是深色的會被立刻想到是安全局的車。這同之前我對貿易促轉變（Wandel durch Handel）的想像截然不同。

德國之聲：您製作的5集報導內容包括中國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但是看起來德國其它媒體似乎對您同中國國家安全局打交道的經歷更感興趣。您覺得原因何在？

斯洛姆卡：媒體總是首先對那些不同尋常的消息感興趣。在選擇報導題材時習慣尋找那些負面現象或者是可以大寫特寫的題材進行報導。但是我在做這個系列報導時有意識地沒有去這樣做。和中國國安打交道的內容也沒有放在節目的第一集播出。我在報導中選取了許多不同的角度，也展示了中國進步光彩的一面，避免了一味批評中國人權現狀的單一報導形式。我覺得這樣做是對的。

當然，北京奧運會臨近，有關中國人權現狀這樣的內容尤其會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例如，中國怎樣對待人權問題，改善中國人權的希望是否能夠和奧運會聯繫在一起等等。而且也正是因為目前很難報導到中國人權問題，所以媒體才會更加關注。我之前也沒有預料到能夠採訪報導老岳的遭遇，他是我們偶然間碰到的。

德國之聲：此前您在接受德國一家媒體採訪時曾說過，您在中國經歷的文化休克是，您發現在一個獨裁專制國家竟然出售勞力士、香奈爾、Gucci等品牌的奢侈品。您認為中國在結束毛澤東時代30年後的今天依舊是一個獨裁專制的國家嗎？

斯洛姆卡：我沒有在中國生活多年的經歷。現在我只能從中國人以及在中國生活過很長時間的德國人的講述談我的印象和看法。這些年來中國的發展變化顯著驚人。現在的中國肯定和毛的時代完全不同了。但是依舊是一種獨裁專制的政體。人們不能自由地講述自己的意見看法，媒體缺乏自由，批評者被投入監獄，地方腐敗現象嚴重，整個國家只有一個黨，一種世界觀，沒有權力制衡。對我來說，這些都是獨裁專制的標誌。

德國之聲：毫無疑問，中國目前的人權現狀以及解決社會衝突的策略方法不符合或者說還不符合歐洲的標準。這是說，中國社會變化的速度太慢，還是西方缺少耐心？

斯洛姆卡：在中國我向一個德語教授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他說，對於中國的變化應該給予更多的耐心，在歐洲也經歷了很長時間才達到現在的人權標準。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發展速度。我覺得他說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同時我也認為，不能由此就讓歐洲的標準打了折扣。我不能看到中國的異議人士被關進監獄卻說"沒關係"。或者簡單地說"好，那我們等上300年，直到中國人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有一些人權標準適用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而且不能圍繞這些標準討價還價。

德國之聲：德國電視二台駐北京的記者因為批評性報導"3.14"拉薩騷亂而在網上遭到中國網民的人身威脅。不少中國人似乎很不樂於接受西方媒體的批評意見。您可以理解這些中國人的想法嗎？

斯洛姆卡：我當然不能鑽到中國人的腦子裡看個究竟，但是我猜測他們的反應是幾個原因造成的。一個是在中國還沒有西方意義下的自由媒體，有一些誤解不能得到報導，一般的公眾都不知情。當他們看到或者聽說西方的報導時，他們在驚訝之餘會想，"西方媒體只是想給中國臉上抹黑，西方媒體報導的肯定不是事實"。另外我覺得這也屬於正常的情緒反應。人們大都不喜歡被批評，特別是不願意被陌生人指責。所以我認為，提出批評的時候也應該注意表述的方式方法，不要讓對方覺得自己受到傷害。

德國之聲：您的報導播出之後，德國一些媒體從業人員和觀眾對您提出批評。他們認為一個不會說漢語對當地情況又缺乏瞭解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在短短兩周時間內無法對中國進行客觀公正的報導。您怎樣看待這些批評意見？

斯洛姆卡：是有一些批評家，他們不喜歡這個系列報導，他們覺得應該由在中國待了很長時間的駐站記者報導。我覺得這種批評沒什麼道理。首先，我們經常會遇到報導一些我們並不太熟悉更沒有長時間在那生活的國家的情況，即便是駐站記者也會經歷剛剛開始在"客座國"工作的階段。我們也會向世界上突然發生衝突的地區緊急派遣報導記者。印刷媒體、廣播也是這樣工作的。現在拿我的例子做"靶子"，我覺得很可笑。另外，在報導的時候我特意選用了第一人稱，以此避免給觀眾留下一個我什麼都知道的印象。而且在節目中我一直強調，這些都是我個人的感觀和印象，我不確定這些印象是不是就是準確的。我不是在向觀眾傳授什麼知識或者是對他們進行教育，而是帶領觀眾一同觀察中國體會中國。再者，在擔任演播室節目主持人之前我也當過很多年的記者和通訊員。

說到客觀報導，我覺得完全的客觀是很難達到的標準。無論是主持人還是記者，都難以避免個人對事物的看法或者文化背景對看待一件事物產生的影響。當然新聞工作人員不應該讓人覺得，只有他們才完完全全地掌握了真相，他們無所不知。新聞人必須以事實為準則，自己聽說的看到的經歷過的都按照真實的原則進行報導，而不是對其大加渲染或者是隱藏真相。這些是我對客觀公正報導的理解。對記者來說，引導教育受眾是很容易的，困難的是自我提出質疑。

德國之聲：現在您對中國的看法同去中國之前有什麼不同嗎？

斯洛姆卡：現在我對中國的看法包含了我個人的感情在內。我在那裡認識了令我感動的人，讓我為他們感到擔憂的人，比如說老岳。我親自看到了中國，經歷了中國，看待中國的方法和態度肯定也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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