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中共立國六十年政體的嬗變

一九四九至二○○九年，中共立國已然六十年了。就政體而言，一黨立國，必然是一黨專政。因此，從總的方面來說，六十年來，中共是這個國家的主宰，這是不爭的事實。不過，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在這個不爭的事實後面，也產生了嬗變：中共政體經歷了從"強人政治"到"雙峰政治"再到現今的"常人政治"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兩個三十年來考察：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為第一個三十年，這是毛澤東執政的三十年，是"強人政治"的時代；一九七九至二○○九年，是"強人政治"向"雙峰政治"過渡並最後走向"常人政治"的時代。這個嬗變過程，折射出中共政體從強到弱的態勢，同時也預示著這個政體被解構的走向。

"強人政治"時代

先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的"強人政治"時代。這個時代的最大特徵是：一黨專權，黨的領袖毛澤東是一尊"神"，一言九鼎地決定著這個時代的走向。

造就這樣一個時代，與中共這個政體組織在立國前後頗得人心有關。自一九二一年中共立黨以來，所打出的旗幟是解放無產者，解放被壓迫者，並以此與已經存在的國民黨政權相抗衡。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適時地抓住了民族生存和解放的話語權，贏得了全國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隊伍不斷壯大，逐漸形成了可以與國民黨政權分庭抗禮的局面。中共以反對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為口號，贏得了大多數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黨派或無黨派的支持，削弱了國民黨政權的力量。

抗戰勝利後，在國共交鋒的歷史舞台上，中共更加強調反對一黨專政，在政治又勝出國民黨一籌。這樣，一九四九年中共立國後，中共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空前的。雖然政體仍為一黨專政，但"政治協商會議"的模式，使絕大多數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相信了中共的執政誠意；土地改革和農村合作社喚起了億萬農民的熱情，跟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十六國軍隊在北韓打得難解難分，恢復了民族的自尊心……。這一切，使得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政權成為全體民族仰視的燈塔。在這個燈塔的光環下，人們因為一個統一的思想而自覺自願地放棄了自己的思考。

那些歷經不同政權分散在全國各地以及海外的知識分子，即使是曾經對中共、對毛澤東有過懷疑的人，也產生了真誠的、聖愚的心地，更何況從解放區來的真誠地為共產黨的事業奮斗過的人。於是乎，黨就指揮了槍，指揮了民眾的思維。黨也順勢地鞏固、加強在民眾中的地位。黨以一種可以稱之為"奴化"的訓導，讓民眾俯首帖耳地成為政權的附庸：黨的領袖"萬歲，萬萬歲"地被神化；"我把黨來比母親"，讓民眾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時時刻刻地需要黨來替他們思考，替他們作主。極少數略微調皮的"孩子"也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打壓下去，失去生存空間。

在強化黨權的同時，黨的領袖毛澤東也被賦予至高無上的權力，被造就成為黨的化身，造就成為永遠正確的"神"。他可以一言九鼎地決定黨內其他人的命運: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等人，因為他的指示，或遭受迫害至死或退出政壇為民；他可以一言九鼎地決定中國的命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將中國拖入內亂，使大多數中國人的命運被改變。其殘酷少恩，至少和"聞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的宗旨相違。

從"雙峰政治"到"常人政治"時代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謝世，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將毛時代以階級鬥爭主政的模式轉換為以經濟建設為重心，中國開始了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開放時代。雖然毛所開啟的"強人政治"模式並沒有為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政體所摒棄，但是，改革開放從根本上說，就是改掉毛時代的體制，是"非毛化"的。因此，在改革的過程中，儘管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一直不放棄"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但毛的"強人政治"的政體在逐步地消弱，"雙峰政治"逐漸成為去"強人政治"的一個過渡。

何為"雙峰政治"？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梳理了改革開放過程中黨內的爭論，這種爭論，在黨內高層主要在鄧小平和陳雲之間展開。簡單地說，鄧小平主張經濟走向市場，而陳雲主張"整頓"，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兩位中共元老對於改革的走向就發生了分歧，而雙方在黨內外都各有擁躉（擁護鄧的路線的人佔大多數）。對改革話語權的爭奪，就形成了"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筆者在讀到楊繼繩書的徵求意見稿時，提議他不妨以"雙峰政治"這個詞匯來涵蓋，他接受了並在序言中寫出了這一概念。

"雙峰政治"大致是在一九七九至二○○九年這三十年改革年代的前半段，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鄧小平時代"。用"鄧小平時代"來概括一段歷史，本身就說明，鄧小平是這段歷史的核心。事實也的確如此，在重大政治問題上鄧小平有最後決定權，這是黨的高層會議定下來的。但是，事實還有另外一面，即鄧卻不可能擁有毛澤東"強人政治"時代一言九鼎的能力了。陳雲等另外一批中共元老對改革開放有自己的意見，鄧卻無法像毛處理劉少奇等人，包括像處理他鄧小平本人一樣的方式，來打壓不同意見者。即使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鄧還要開常委會來行使自己的最後決定權，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毛卻可以一句話來定是非。

這樣，"雙峰政治"的出現，就消解了"強人政治"的威權，"常人政治"的出現便成為必然。鄧小平明白這一點，因此在扶江澤民上台後一段時間，致力於提升江在中央的威權，並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這樣的語匯來鞏固這種威權。但在鄧小平、陳雲等人謝世後，老人政治的威權時代也宣告結束，中共政體就進入了"常人政治"時代。

所謂"常人政治"，不僅說的是執政者是"常人"，而且就執政方式而言也只能是常人議政。毛澤東、鄧小平等人是靠長期的威望而在黨內形成威權的，而江澤民和胡錦濤是從和平年代走過來的，資歷與黨內相同年齡的人差不多。既然資歷一樣，大家也就誰也不具有歷史形成的威權。儘管一黨專政的政體還在延續，但黨的領袖的權力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江澤民時代因為鄧小平的作用，還勉強可以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這樣的語匯，而到了胡錦濤時代，就只能變成"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了。這種語匯上的差異，說明中共政體完全進入了一個"常人政治"時代。

公民社會初具雛形

以上說的是中共政體的過渡，而在這一過程中，民間社會的雛形，則進一步推動了中共政體向"常人政治"時代的轉化。

一九七九年至今的這三十年，雖然政權的根基一如前三十年，但改革開放使政權的構成開始有所改變。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取得的重大成就自然舉世矚目，但與經濟的成就相比，公民社會由蹣跚學步而初現雛形，則更是一個澤被後世的、值得大書特書的成果。

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黨開始覺得自己不是萬能的了，民眾也不是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用三句話就可以大致梳理出一個脈絡。第一句話，是鄧小平著名的論斷："摸著石頭過河"，黨和政府不知水的深淺，民眾就可以自己摸索著過河了，於是乎，包產到戶、個體經濟、鄉鎮企業，應運而生。民眾的行為，試出了水的深淺，黨和政府隨後就給立上了一個標桿，後起者順著標桿大量地"過河"了。

第二句話，是"沒有政策比有政策好"。這是八十年代中期民眾琅琅上的口一句話。改革到八十年代中期，黨和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制定政策引導改革開放。或許政府的用意是好的，但有些政策卻成為民眾繼續摸索過河的束縛了，因而民眾才有了如此感覺，對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質疑。

第三句話，是"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這是九十年代初期耳熟能詳的民諺。民諺裡的"娘"，自然是"我把黨來比母親"的那個"母親"；而罵者，自然是民眾--儘管在罵，但民眾仍然認同孩子的身份，前三十年"奴化"教育的劣根性依然顯現。民眾為什麼要罵？不僅是因為黨和政府又致力於重新恢復到萬能的狀態，而且還因為黨政官員在逐漸形成一個利益集團--從官倒開始，現今已成為全社會民眾人人罵之的腐敗。進而再問，為什麼敢罵？原因就是公民社會初現雛形。

公民社會的雛形，打破了"強人政治"時代一種話語體系--即"國家話語體系"獨大的局面，形成了"民間話語體系"，使政治的決策權不再是一個領袖、一個政黨所獨有的權力了，決策者不但不可能一言九鼎，而且必須傾聽民意。因此，公民社會的雛形，客觀上成為中共政體向"常人政治"時代轉變的推手。

"常人政治"時代，"國家話語體系"與"民間話語體系"並行前進。這兩套話語體系會延伸出兩套不同的政治體系，"國家話語體系"下的政治體系，可稱之為"黨化政治"，這是中共自立國以來就維護的政治體制，儘管在"常人政治"體制下一直在被解構，但愈被結構就愈發需要維護，因而"黨化政治"不會那麼容易地被消解。"民間話語體系"下的政治體系，可稱之為"民間政治"。隨著公民社會的成長，"民間政治"必然要對"黨化政治"構成威脅。事實上，這種威脅目前已經存在了。中國社會官與民的矛盾凸顯，就是"黨化政治"與"民間政治"的一種博弈。這是雙方為捍衛各自利益的衝突，因此，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可以引起一場令人防不勝防的群體性事件！貴州甕安、湖北石首一直到不久前的通鋼事件，都說明了這一矛盾的不可預測性。

"常人政治"時代所並存的"黨化政治"和"民間政治"，在這種矛盾中，不是此消彼長就是彼消此長，雙方必將相互依存。而中國的政體，也會在這種相互依存中慢慢地選擇一種走向，最終具有公民社會的理性特徵。

作者簡介

徐慶全，山東煙台人。1989年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碩士畢業後曾留校任教。先後在《炎黃春秋》和《百年潮》擔任編輯，1998年調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現為《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著有《知情者眼中的周揚》、《文壇撥亂反正實錄》；編有《周揚新時期文稿》上下卷。

責編：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