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自傳——來自遠方的拷問》導讀

一九七五年的春的某一天,在布拉格國家劇院對面的斯拉維亞咖啡廳(Slavia café)外面,一位朋友把一捆翻得很舊了的打字稿交給我,並囑咐我讀完後再傳給別人.在七零年代捷克的現實生活中,我們的見面有一種密謀的味道:閱讀且散播地下刊物,單憑這一點,我們倆就等於犯了罪.當然,我們被抓起來的可能性不大,但至少足以讓我們提高警覺.當天晚上,我坐在家裡讀起了這份稿件,心中帶有一種只有做些叛逆事情才能引起的興奮.
　　　　
這是一封寫給捷克總統胡薩克的信,信中描述了華沙公約部隊鎮壓了「布拉格之春「七年之後,捷克全國上下所處的陰翳狀態.作者描述的不是史達林在他的帝國內所造成那種令人打顫的恐懼,而是一種對生存的無名恐懼,這種恐懼滲透到生活的每個角落,使人們每說一句話都要考慮再三.秘密警察就像一張可怕的蜘蛛網,在社會中無形地存在著,不僅使人們的行為,而且使歷史本身披上了虛假的外衣.
　　　　
這封信事實上是國情咨文,而且帶有令人難忘的隱喻.作者在信中說,政府正逐日窒息捷克社會的活力,使整個社會呈現為一種死氣沉沉的單一.信中還做出驚人的預言:遲早,目前的政權將成為其自身「致命的教條「的受害者,「生命不可能永遠被摧殘,在沒有活力和虛假的活動表面下,有一股暗流正在緩慢地-不知不覺地沖破這個表層.也許要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但終有一天,這表層將會支撐不住而裂開.這個時刻將是一種新穎的-獨特的和看得見的事件發生的時刻.......歷史不能不被理會了.

信的日期是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署名為「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
　　　　
哈維爾於一九八六年完成了他與卡雷爾-赫維茨達拉(Karel Hvizdala)進行的自傳性談話錄.
　　　　
一九九零年春天我重讀這本書時,對過去幾個月內所發生的事件為之一震---從東柏林到布加勒斯特.共產黨政權被推翻,哈維爾以一個異議分子躍上世界政治舞台—賦予了這本書多麼豐富的意義.比如,哈維爾在書中詳細描述了六零年代中期,在共產黨政府要求停刊的壓力下,如何為了一本小小的雜誌-特瓦什>(Tvar)的生存掙扎.經過這場掙扎,哈維爾發現了他所謂「新的行為方式「:在與權力進行論爭時,不要落入模糊的誰是誰非的意識形態爭論中,而要成具體的-實實在在的事情抗爭,並做好抗爭到底的準備.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哈維爾率領「公民論壇「(Civic Forum)代表團去和共產黨政府進行談判.這次所討論的不是一份雜誌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的問題.此前十天,布拉格的學生示威掀起了這場「非暴力革命「,接下來的一個星期,群眾示威終於引起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的總罷工.星期二的下午,談判過後,政府同意宣佈從憲法中去掉「共產黨具領導地位「這一條文.雖然我們並不知道這次談判的詳情,但總知道其內容不外乎是修改憲法的具體問題.「公民論壇「代表團在談判中沒有作出讓步,哈維爾和他的夥伴們幾十年前所學會的這一原則現在終於顯示出威力.
　　　　
不僅如此,哈維爾對一九七七年「七七憲章「誕生的描述,幾乎預示著在迥異情況下「公民論壇「的創立.為了避免被視為非法,「七七憲章「運動的創立者把它稱為「公民創制權「,並避免提出任何公開的政治性建議.然而,從深層涵義上來說,那的確是一場政治運動,由很多背景相異的團體結盟而成,其中既有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共產黨員,又有跟共產黨從未有過任何瓜葛的人(他們有些還可能是共產黨的受害者).雖然背景各異,但對於運動的公開性-容忍性和尊重人權的基本原則卻有相同的共識.哈維爾認為,「七七憲章「運動的多元性在捷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將使捷克社會具有一種真正的容忍性.無論結果如何,這一成就將永遠不會從全民族的記憶中消失.他說:「這就是走向生活,走向對公共事物的真正思考,.........其代價就是告別「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這一原則.
　　　　
從某種意義上說,「公民論壇「正如哈維爾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布拉格希諾赫爾尼俱樂部(Cinoherni Club)所宣稱的,它的創立是「七七憲章「運動的擴大.和「七七憲章「運動一樣,這也是一個社會各方力量的聯合體(到一九八九年,社會上已出現了許多組織),這些力量都是要尋求一種非暴力的-超越黨派的解決危機的辦法.「公民論壇「的綱領,即「我們所想要的「,在一周之後就公佈了,起草人中除了「七七憲章「運動的簽名者外,還有其他團體的代表,這個綱領反映了這些公民團體在此前十三年裡的討論.「公民論壇「之所以能夠行動迅速,決定快捷,組織有效(儘管從表面看仍有些混亂),與過去這些年來異議者和異議團體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建立起的那張網分不開的.哈維爾對於「七七憲章「運動之前的那種氣氛的描述就是十一十二月革命之前的那種極混亂而又令人興奮的氣氛縮影.哈維爾說:「我的住處就像一九二九年大崩潰時的紐約股票交易所一樣,或者說像革命的中心一樣.「當然畢竟還是有區別的:一九七七年憲章派異議人士們受著「可怕蜘蛛「的嚴密監視,而在一九八九年,這個蜘蛛網已經消失,整個民族已開始完成解放自己的任務.
　　　　
本書不僅使我們認識作為一個總統的哈維爾,一個重生後勇敢地爭取民主政權的抗爭中的哈維爾,而且讓我們認識一個自視為凡人-有著凡人的需求-慾望-期待和性情的哈維爾(他曾說他只是一個捷克的鄉巴佬,從不曾想過要移居國外,他喜歡呆在捷克),一個把個人命運同國家命運交織在一起的哈維爾.無意之中成為政治家的劇作家哈維爾,真正把自己寫進了自己國家的歷史.無論作為作家還是政治家,他所具有的能力都來自同一源泉,即能夠反映他周遭眾人的希望和擔憂.然而,他還是很現實地看待自己的作用.他寫道:「我偶爾也想大聲疾呼:我已對擔當先行者的角色感到厭倦,只想做一個作家改做的,我只想說真話!.......,自己去承擔風險吧,我不是救星!但我總是欲言又止,想起帕托切卡對我所說的話:考驗一個人,並不在於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自己給自己認定的角色,而在於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運交給他的角色.「
　　　　
去年秋天我又回到東歐.我曾在捷克住了十年,在一九七七年捷克當局鎮壓「七七憲章「運動的浪潮中被驅逐出境,直到「革命「第十天,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再次回到布拉格.我曾好幾次與哈維爾聯繫,希望為這本書添加新材料,但他都以這本書已經完成為理由而拒絕.他說他既沒有時間也不願意這麼做.但是,由於他處於革命的中心,具有核心作用,為本書增加新材料就更為誘人,我便燃起了說服他回答一些補充性問題的新希望.
　　　　
在轟轟烈烈的革命過程中,實在很難找到他.他隨時隨地都會出現,但總是東奔西跑,行蹤難覓.有一次我在巴魯斯特拉劇院見過他,還有一次我看見他被一群義務保鏢和支持者保護著,離開一個會場去另一個會場去開會.人人都說曾見過他.我的一位朋友在瓦茨拉夫廣場見到哈維爾和亞歷山大 杜布切克一起出現在觀禮台上.當示威結束時,他又看見哈維爾和杜布切克在梅蘭特裡奇大樓裡跳舞.
　　　　
奧爾嘉-哈維洛娃和哈維爾的弟弟伊萬很願意相助,但他們只能提供一些可能找到他的地方.有一天深夜,我正待在伊萬和哈維爾的公寓時,哈維爾回來了.我們打了招呼,他很有禮貌地建議找個日子和我一起,在他喜歡的餐館裡吃晚飯,但是負責安排他日程的秘書卻說,根本擠不出時間來.我們的見面都被無所不在的攝影記者們留在他們的攝影機裡了。
　　　　
十二月七日,為安撫那些一直相見他的記者們,他在魔燈劇場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我也趕去參加.大部分時間他一直避免回答他是否有意競選總統的問題.當一位英國記者問他在歷經十二年的「憲章運動「的工作吸取了什麼樣的政治教訓時,他回答說:我得想一想,但現在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那就是一個人要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說實話,即使在公民身份被貶低的情況下,仍然要像一個公民一樣行事,雖然不一定會有什麼好結果,但總是有可能有所作為的.有一件事是永遠不會有好結果的,那就是投機取巧-並以為這樣的行為會有好結果.
　　　　
在我離開布拉格的前一天,終於見到了哈維爾.這時,他已經公開聲明將參加總統競選,並讓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做他的副手「,大街上到處都貼滿了「哈維爾當總統的「標語.那時十二月中旬一個天氣陰沉的星期天,哈維爾安排了四個小時和家人在一起,其中有一段時間是和奧爾嘉去公園散步.伊萬的起居室和哈維爾的書房一樣,窗外可以看到布拉格城堡的壯麗景色.我們進了伊萬的起居室後,談起了這本書的事.他仍然堅持這本書已經完成的觀點,不願再加進新的內容.他說:「這本書有其自身的結構,如果我們要加進什麼新的內容的話,那麼,新版本就像一個高高的聖誕節麵包.「
　　　　
接著奧爾嘉叫他吃早飯,他邀我共進早餐.他一邊喝湯,一邊講述著對局勢的大概印象,以及他身邊正在發生的一切.他說,「革命是混亂的,而我卻喜歡秩序井然.我一直討厭革命的,我認為革命是自然災害,這種事情在歷史上時有發生,但這類事情卻無法計劃-無法準備-無法預期,而我現在不僅在這革命之中,而且是在革命的中心.「
　　　　
這時,電話鈴響了,奧爾嘉接完電話進來說,杜布切克要和他談話.哈維爾昂起頭望著天花板說「我還有一個小時的空閒時間,我們去公園散散步好嗎?「
　　　　
奧爾嘉回答說:「好,可是現在下雨了「
　　　　
哈維爾說:「那就撐把傘吧,過去三個星期我一直呆在地下室,我得出去呼吸些新鮮空氣了.「
　　　　

奧爾嘉說:「我們沒有雨傘「
　　　　
這個未來的總統便說:「那我們就買一把吧,噢,今天是星期天,商店都不開門.「
　　　　
他停了一下又接著說:「噢,聖(耶)誕節快到了,有些商店是營業的.「
　　　　
奧爾嘉說:「為什麼要買呢,真笨,我們去向伊萬借一把不就行了?「
　　　　
問題就這樣得到瞭解決.哈維爾從餐桌旁站起來,跟我告別並祝我一切順利,然後便轉身去接杜布切克的電話了.
　　　　
所以,這本書就是哈維爾--哈維爾總統—所要的樣子了.
　　　　
一九九零年三月於加拿大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