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莫麗花回憶八九民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時候我正在張家界，下了鄉就聽說胡耀邦逝世了。當北京開始鬧的時候，邵陽的學生也開始行動起來，他們也上街遊行，但是我們學校一再規定，教師不能參加學生的活動，我當時很聽話，每天去上課，看看沒有學生我就走了。5月份學生絕食的時候，每天都從新聞中聽到學生絕食多少多少天，這個時候學生上街時我覺得我應該表示一下自己的態度。

爭取民主、反對腐敗是全中國人民心裡的願望，當北京學生提出這些口號的時候，它很容易得到廣大人民的響應，所以我們學校的學生也去遊行示威，在廣場靜坐。但是有一天，因為絕食我很激動，我覺得我應該表示一點什麼，儘管學校三令五申，我還是頂著壓力跟著學生上街去。但是跑到半路的時候，一個是累了，再一個就是我突然想起孩子還在上學要回家吃飯，我還得回家做飯去，所以我就半途而廢了，這是我在五月初參加的半次遊行。

後來5月19日李鵬宣佈了戒嚴令，這就表明這個政府是以軍隊威脅人民，那時候邵陽的學生非常激動。有一天正好是我在辦公室打電話找一個女朋友，說夏天來了，我們一起去商店買點夏天穿的衣服，然後就碰到兩個學生，這兩個學生當時是湖南邵陽師范專科學校的學生領袖，他們兩個人非常的疲倦，也非常的激憤，他們告訴我說，因為李鵬下了戒嚴令要以軍隊鎮壓人民，所以他們決定要到北京去自焚，以生命來殉民主事業。

我是一個不懂什麼政治，一下了課就回去做家務帶孩子的普通女教師，我當時就結結巴巴地去勸他們："爸爸媽媽把你們養大送進大學很不容易，你們一定要珍惜自己寶貴的生命。"但是我這些話都沒有用，兩個學生非常激憤。勸告無用，我就趕快跑到家裡跟我的先生說發生了這種事，我身為教師有保護他們的責任。於是我就拿了錢包，拿了換洗的衣服和牙刷等物品，然後就匆匆忙忙跑到火車站去，在那裡看到那兩個學生，我就跟他們一起上北京。

一路上都有各地的學上上火車，上來作演講，還拿著募捐箱募捐。他們跑到每一節車廂都受到熱烈的歡迎，人們鼓掌、捐錢表示他們對學生運動的支持，那時候可以說情緒非常熱烈。

跟著他們到了北京已經是5月28日了，一下火車就碰上了北京學生的28日全球華人大遊行。遊行完了以後我的兩個學生就在天安門紮下根來，當時可以領到帳篷，他們在天安門廣場架起了紅色的小帳篷，打出了我們湖南邵陽師專的旗子。我當時是在北京的朋友家住，每天到天安門廣場看他們，有的時候給他們送盒飯，因為他們老吃麵包，有的時候帶他們到朋友家去洗個澡。我還跑了各個帳篷，就像蘑菇一樣突然在廣場綻放了幾百所學校，都是外地來的學生駐紮在那裡，而北京的學生那時候已經累了，從4月份到6月份他們大部分都已經回去了。5月30日的時候我親眼看到民主女神像的豎立，每天都有政府的廣播，人民大會堂政府廣播的聲音非常大，請外地的學生在6月3日之前回去，一切免費。我想要是能免費就帶著學生回去，已經一個星期了，整天在那裡日曬雨淋的晚上睡在地上，學生也很艱苦，暫時看不出有什麼希望。我就把五個學生左一個右一個的拉回去了。

三號上午就回來了，誰知道我們在北京的消息傳遍了大學，那些老師們學生們急切地想知道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就說今天晚上我們在一個教室裡面舉辦一個座談會，你來告訴我們，這個時候我就把我在北京看到的情況作了一個演講。當時大概有八十個人參加，我知道當局一直在阻止學生去聽我這個演講。

我們從外電聽到了發生大屠殺的消息，當時大家都是淚如雨下，因為我親眼在一個個帳篷裡看到那些年輕的朝氣蓬勃的大學生，男男女女大姑娘小夥子在那裡讀書在那裡等待，他們那種青春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腦子裡，我只不過是早回來了一天，如果我和我的學生繼續呆在天安門，可能他們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當天晚上6月4日我的學生就舉辦了一個悼念六四死難者的追悼會，在我們師專的大廣場。我們青年教師有個教師隊，我們排著隊入場的時候學生們都表示歡迎，我作為教師代表第一個上台發言，我哭得說不出話來，就說自己在廣場上看到了什麼，就說他們在和平地靜坐等待，我說他們絕對不是暴徒，然後全場都哭了。

邵陽的大學生決定在邵陽市東風廣場舉辦一次全市性的追悼活動，然後我就不顧一切走向廣場，我說我剛從北京回來，我可以證明那些學生不是要暴亂，他們是在和平地靜坐。我就反復地講，李鵬政府這樣鎮壓學生是犯罪，請大家救救孩子。因為廣場上人很多，五個大學加上市民，所以這是影響最大的一次演講，這也是我後來判刑坐牢的原因。

學校的領導當天晚上就跑到我家裡，對我進行警告勸告，然後就是我父母，我在廣場的時候我們家的人在下面堵住我，他們經過歷次中共的政治運動都知道中共一定會秋後算賬的，但對我來說，我已經顧不上了，因為如果我留在北京留在天安門可能就會打成暴徒，我可能就是坦克下的死者。

不斷有消息傳來，我有朋友還有學生的家長，都是會告訴我市委在討論抓我的問題。對我來說逃離就證明我害怕，證明我有罪。但沒有罪我怕什麼？如果逃的話離家就更遠了，你不知道逃到什麼時候。我不承認我有罪，是殺人的人有罪！我記得入獄之前幾天，我弟弟跑到我家裡，拿著一把麻醉手槍，拿一沓錢，他是做生意的，"啪"的一聲擺到桌子上說："姊姊，你跟我逃！"我推開它堅決不要："我不逃！"我就拿著課本去上課，那是我給學生上的最後一節課。

五點鐘公安局的一輛小吉普開到我們學校，我正好在辦公室，然後他們就走進來說："現在要收容審查你！"讓我簽一個字。我說："我可以到家裡拿東西嗎？"他們說："不用，我們會給你送來。"然後，我就跟著他們上了吉普車。

進收容所的人還不能證明有罪就把他關押起來，這個關押的地方非常的陰森骯髒，就像豬圈一樣，第一眼看過去就是低矮的小門，進去黑洞洞的就是一個通鋪，通鋪上坐著幾個女犯，廁所就是屋子中間的一個坑，用一塊藍色的布攔著。整個監獄的氣味很臭，每天都是跟各種動物打交道，蚊子啊、蒼蠅啊、臭蟲啊、跳蚤啊，晚上睡在通鋪上的時候，明顯地知道老鼠在你的臉上爬過去。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非常的憤怒，儘管我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捕，但是真正被捕了還是非常氣憤。我說殺人的人沒有受到懲罰，我這個要救救孩子的人反而被捕，所以我第一件事就是絕食抗議。那天正好是收容所一周一次吃肉的時候，我一說要絕食，其他女犯就撲上來把我的肉菜瓜分了，她們很高興。

當時來到收容所，我就和那些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女犯患難與共了，我一個個問她們的案情，結果發現她們中的大部分人是沒有罪的。所以收審制度就成了一個政府犯罪，胡亂地拘押人的一個制度。比如說一個叫"青嫂"的農村婦女，她正在地裡種菜，突然來了幾個警察就把她給抓走了，因為她的兒子在外面跟警察吵架，吐了警察一口，她的兒子一溜煙跑得很快沒有被警察抓到，沒有抓到兒子，警察就跑到兒子家裡把正在種地的"青嫂"抓到收審所，一收審就是三個月啊！"青嫂"天天在鋪上打滾哭叫，家裡丈夫生病，田地干枯了，地裡的菜都完了。三個月以後出去了，三個月沒有人審你，莫名其妙地抓進去，莫名其妙地放出來。

八九年國慶節，大概是為了向國慶獻禮，必須起訴一批"六四反革命犯"。這時候正式起訴了，我在國慶節到達看守所，二十四間牢房，女犯是最後一間。我剛剛去的時候通鋪上沒有我的位置，十三個人擠在那裡。我拿著東西不知道應該怎麼辦，這時候身上的皮帶和繩子都要丟掉，因為怕你自殺。好不容易有個人讓一塊地方給我住，睡覺的時候只能側著身子，所以那裡很擠，十三個女犯擠在一個通鋪上面。這個時候很奇怪，每天聽到"叮當叮當叮當"的聲音，我就問其她的犯人："那邊是誰呀，怎麼整天叮叮當當的？"她們就告訴我，那是死刑犯。一審判了刑之後，就戴上手銬和腳鐐了，這時候他的吃飯穿衣，哪怕睡覺翻一個身都會"叮叮當當"。我這一輩子沒有跟死刑犯打過交道，這個時候我就感覺到死刑犯就在鼻子底下，就在隔壁。

根據他們起訴的罪名我就必須準備，然後我們家開始請律師，當時很多不少年輕的律師都自告奮勇要義務做我的律師，但是當局說必須由他們司法局同意，必須是黨員。我們家請的這位是邵陽第一律師事務所的所長陳秋明，他來見我的第一句話是："我是黨員，我必須聽從黨的指示，我不能給你做無罪辯護。"我就說："那我就不需要你了！"

我們商量了一個妥協的方案，由我自己主辯，我自己來辯護我有罪還是沒罪，家人做一些其他的收集資料等對我有利的工作。我生命中非常難忘的一天：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４日上法庭的時候，下面一片黑壓壓的。天氣很冷，聽眾一直在等待，到了下午由我自己辯護。當我為自己作無罪辯護的時候，用的就是共產黨自己的法律，我說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主觀動機，而且我救了學生，所以我在法庭上說應該給我獎勵，如果要為此承受歷史的苦難，我也責無旁貸！我的母親一直淚流滿面在那裡哭，然後有一位老先生走到我母親面前說："你哭什麼？如果我有這樣的女兒，我要為她驕傲！"

採訪人：一通

責編：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