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一個「六四」中失去孩子母親的回憶

時間讓我將悲痛放在心裡了。每年當局都會說四五六是敏感月。了這個時候我們確實是有一種不由自主的悲痛，對孩子的懷念。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心裡還是會很難受。但是跟二十年前比較起來，堅強還是蓋過了悲痛。他那次離開我們這裡回他自己房間之前，曾經問過我一句話，他說，你說會開槍嗎？我說，不會開槍。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現在怎麼會開槍呢？我當時心裡確實是這樣認為的。當時四五運動的時候，人家用棒子打，打到頭上也要打死人的。我估計他偷偷地把頭盔帶走了，是想戴在頭上就不會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還有幾個客人在我家裡聊天。其中一個客人說，共產黨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然後我那個孩子還說，那個叔叔說共產黨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那會不會開槍。我說，你別聽他的。他總是危言聳聽。他那天回來很晚，他說他出去遊行了，5‧17大遊行很多人。然後他就把這東西交給了我，說，媽媽你幫我保留。這是一個歷史的紀念。後來我就把他那個東西洗了一下，然後就擺起來了。我還跟他說，你以後不要去了。他回答說，好的，我不去了。

開槍那會兒我都不認為是開槍。當我聽到第一串槍聲的時候，我還問我先生，放炮仗嗎？他說，你傻吧？現在放什麼炮仗，打槍哪。我說，那打槍，兒子怎麼辦？他說我也不知道。這個時候就有朋友給我打電話說，開槍了。他看到槍口冒火了。我說，槍口冒火了是真子彈嗎？橡皮子彈也會冒火的吧？子彈頭是橡皮的，那後邊要用火藥推進，要不子彈怎麼射出去呢？後來槍聲越來越大。他住另外一棟樓的11樓。從我的窗戶可以看到他的窗戶。我看見他的窗戶亮著燈，我也就放心了。他走的時候跟我說，媽，你明天早上幫我把衣服收回來。我說你放心，你千萬不要出去啊。他說我不會出去的，你放心吧。

六月四號早上，看見他給我留了張紙條，上面寫著：媽媽我去找同學。六月三號。我想遭了，他肯定出去了。但是我也沒法找他了。我就等著。到了下午四點他還沒有回來，這個時候我就著急了，肯定是出事了。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知道有些人真的開槍打死人等等這些事。但是他們也勸我說好多人也被抓了。也許他被抓起來了。我說如果他被抓起來，他會給我打電話的。抓他的人也會打電話的。人家說不會的，抓的人太多了，不可能那麼快。"

等了很多天都沒有等到。找了二十多個醫院。但是都沒有他。那我心裡還有一線希望，我想他可能還在，可能被關起來了。我的先生先知道他的死訊，也沒告訴我。但是他中間犯過一次心臟病。是因為他們學校有個校醫，是我所裡面所醫的妻子。他的妻子回家跟她丈夫說，我們學校有個學生叫王楠，六月四號早晨有人打電話來說，他被打死在南昌街南口，就是天安門附近。幾點中彈幾點死亡，說得很清楚。他被埋在了學校的門口。三個人埋在一個坑裡。埋得很淺。風吹雨打時那個衣服都露出來了，氣味也很難聞。學校就報告了公安局。然後公安局和衞生局就到那裡把屍體給挖出來了。挖出來的時候已經是無名屍了。但是因為他年輕，只有十幾歲，身上穿的是軍服，就以為他是戒嚴部隊，就把他送到醫院去了。我說這是上天有眼，如果不是他穿著軍服，不是被送到醫院，沒有人會相信在天安門埋人。我接了電話說好像是王楠的遺體在醫院，讓我去認。然後我跟那個學生去了。學生是一定不讓我去看他。因為從土裡挖起來已經很不好了。他看了以後說是王楠。聽到這個消息我當時就暈過去了，什麼知覺都沒有了。雖然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他去世了，但是埋起來挖出來這些事情我是沒有準備的。當時就把他的衣服和頭盔拿回來了。他外邊穿的衣服背後有很大一灘血。"

我找到孩子屍體的時候，我心裡有一個疑問：頭上包著繃帶，說明有人救過他。當時看不出他傷在什麼地方。就看見他頭上包著的繃帶。血是在後背上，有很多。後來我才明白了，血從後腦流到衣服上了。誰給他包的繃帶呢？他在什麼情況下受的傷並被打死的呢？再有一個情況就是，我先生告訴我說，有人給他打過電話，說他幾點在哪兒中彈，幾點在哪裡死亡，他的學號是多少。我當時就想，這人既然那麼長的學號都能背下來，那肯定有他的學生證。這人肯定很瞭解當時的情況。我就想找到這個人。我就想把他的死因搞清楚。後來半年以後我身體好了一點，我就開始出去人多的場合，真像那個祥林嫂一樣，到處跟人說。第一次坐公共汽車經過天安門的時候，就忍不住哭了。別人問我為什麼哭，我就跟他們說這事兒。

然後我到什麼場合我就說我的孩子是怎麼死的。我就想找到知情的人。後來果然有個出租司機告訴我他知道，他看見過我的孩子當時什麼樣，戴著個頭盔。他在照相，然後部隊從西邊打過來的時候，他就跑出去了，然後軍隊就把他打倒了。他被打倒的時候還用手比了一個V字，右腿先跪下。我還以為他是腿部受傷了。"很多老百姓湧上去救他，戒嚴部隊還不讓救。部隊說："他是暴徒。誰過來我們就打死你。"結果老百姓也不敢過去。這個時候前後來了兩輛救護車開到南長安街裡頭，要開出去救人，戒嚴部隊不許它開出南長安街的街口。醫生下來了，說："那我們去抬他。"那也不許。這就說明他們有命令，長安街上受傷或打死的人一律不許救。就連打仗都不可以這樣子。

後來說有個衛星要在7點鐘啟動，能夠照到地面，所以他們把當時長安街或天安門的死人都埋起來。我有個朋友說，他有個親戚在北大醫院工作。他聽他親戚說，他們醫院新分來的大學生說還救過一個學生叫王楠。這不就找到人了嗎？我就給北大醫院寫了封信，不久那邊就回信了。他們說確實是他們給王楠包紮的。王楠的學生證、車鑰匙、書，還有書包裡的東西都在他們那兒。他們說當時看他還有一點體溫，一看他的學生證知道他是學生，就要求把他抬出去搶救。可是戒嚴部隊的一個指揮官，中校或上校級別吧，一看這種情況就說，不能抬出去，你們要救那就就地搶救。他們就只能給他包紮了。就地搶救當然不行了，失血過多。他們兩點多鐘發現他的，三點多鐘他才真正死亡。死亡之後，他們幾個人就給他寫了封死亡證明書放在他口袋裡，把他的學生證什麼的拿走。然後他們就被戒嚴部隊趕走了。

在找的過程中，有很多人給我提供線索。我說我的孩子怎麼樣了，別人說不知道啊，但他們也安慰我說老太太你別傷心，說他們那兒有個鄰居也怎樣了，他們有個朋友又怎樣了。這樣我就知道很多人死了。後來我就認識丁子霖了。當時報紙上登過丁子霖的孩子，說北京市死了一個中學生，這就是丁子霖的孩子。我跟丁子霖說，那可不止，起碼我的孩子也是中學生。我知道我一個朋友單位同事的孩子也是中學生，還是個女孩兒。後來我就去找過這個人，他（她）也來找過我，提供了我他（她）女兒的一些情況。後來我就慢慢開始尋訪了。

第一個採取尋訪行動的是一個叫尤維潔的人。她是個遺孀，她丈夫被打死了，骨灰寄放在萬安公墓。我孩子的骨灰也寄放在萬安公墓。在90年的清明還是"6.4",我忘了，她給我孩子骨灰盒上放了一封信。我在骨灰盒上寫上孩子是幾月幾號在哪兒怎麼死的，她說她的丈夫也是被打死的，希望我們能夠聯繫。我給她打電話，不巧她出差了。我把這信給了丁子霖。丁子霖給她寫了封信，我們就這麼聯繫上了。這是第一次。後來丁子霖說，我們要找就都找吧，互相有個安慰。她認為我們兩個認識後，心情好多了。我是因為在找我兒子過程中心情平復一些的。這樣大家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流交流，談談各自的苦惱。後來在找的過程中發現有些人生活很困難，我們就想起募捐，有很多人捐錢。

後來有個香港記者要來採訪。他打電話給我問願不願意接受採訪。我說可以，他就來採訪了。這樣外邊就知道我的孩子死了。第二次一個美國電視台也要採訪，給我打電話。當時我正在申請出國，我怕影響我出國，就沒有去。她（丁子霖）去了，去了之後廣播出去，影響就更大了。她的學校就對她採取了一些鎮壓措施，很厲害地制裁她。她不服，就同政府進行抗爭。她也經常跟我說，怎樣坑害她，她打算怎樣跟學校打官司，怎樣去上告，怎樣去進行一些合法的鬥爭。這是我初次接觸到這種政治上的合法鬥爭，以前我從來沒接觸過這種事情。

95年的時候，我們找到的人比較多了，有幾十個。世界婦女大會的時候，丁子霖和蔣培昆兩口子曾被軟禁在無錫。我們在京的十六個人就發出了呼籲，說扣押他們是不對的。我們應該表達自己的聲音，不能老是私下裡談談、交流。我們應當站出來跟政府說出我們的要求，否則我們不可能有其它途徑。我們沒有什麼好害怕的。現在鄧小平還活著，我們應該把它說出來。如果以後鄧小平死了，那就說不清楚了。……

這種悲傷我也形容不出來。我從心到手都在顫抖，想到的是為他（王楠）尋求正義，為這些死難的小孩子、為國家的前途盡到我自己最大的力量。我常跟人說，作為一個母親，如果不替孩子討回正義的話，你還算個母親嗎？一個小狗，如果你把他的狗崽子弄死了，或者你把一個豬仔當著母豬的面偷走了，它們都會叫的。難道我們還豬狗不如嗎？對於他們個人，我並不想怎麼懲罰他們，你們打死我兒子，我也把你們打死。如果你們能認識到你們的錯、你們的罪，這樣的人是可以原諒的。政府如果能夠認錯，能夠賠償，能夠懲辦元兇的話，我覺得我們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心裡想，20年過得真快，如果他還在都是30多歲的人了。89年生的孩子現在都20歲成人了。這麼長時間了，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黨還不敢解決這個問題，實在太讓我們感到失望了。

記者：一通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