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西方的幻想徹底破滅了"

德國之聲：你為什麼認為德國科技部長不需要對北大啟蒙呢？

黃燎宇：我沒有說不需要她來啟蒙。我只是想說，德國先不說學術界，德國有很大一部分公眾可能不清楚中國文化裡有很多東西跟啟蒙是相通的。他們可能忽略了中國文化中帶有啟蒙特徵的一些積極因素。

德國之聲：你在演講中也談到了中國傳統文化與歐洲啟蒙運動基本價值之間的一些相似之處，你能具體談談嗎？

黃燎宇：比如說我們中國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中國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平等觀。我們沒有等級制。我談到了我們的科舉制，過去一個農民的孩子，如果他聰明的話，他可能成為皇帝的女婿。這種事情在歐洲最多是在童話中出現。再比如我們中國人不信神。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所以說我們對宗教一直都很寬容。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因為宗教、因為信仰而對哪個族群進行迫害的事情發生。

德國之聲：你認為經歷了文革及其他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政治運動之後，中國當今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變成了孔夫子的信徒嗎？

黃燎宇：我覺得還不能這麼簡單地說。中國現在處於一個探索期。我們在經濟上探索，我們在文化上、思想上都在進行探索。最近這十幾、二十年，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人看歷史的眼光變了。現在到處是國學熱，儒學熱，這些都是因為國家發展之後，大家的自我意識也變了。但是具體從傳統文化中、從儒家文化中挖掘哪些東西，作為我們的文化支撐、精神支撐，目前還沒有定論。

德國之聲：你抱怨具有儒家思想的中國人眼下必須承受著來自西方各個陣營鋪天蓋地的批評。你認為這是由於西方對中國的不瞭解、誤解還是不願意去理解？

黃燎宇：我在報告中也提了，他們對中國的批評動機很多，其中有一些是無意識的。我們在同西方打交道時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社會制度同他們不一樣。這就決定了他們對我們肯定是一種批判的態度。但最根本的衝突是生存問題引起的。中國的飛速發展雖然在西方經濟界看來是一種良好的互動關係。但是民間及媒體的報導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國的發展妨礙了他們。很多人是帶著這樣的動機對我們進行批評。對此我們是很不以為然的。

德國之聲：如果設身處地地為西方想想，過去一百多年都是他們說了算，現在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崛起，使他們的政治、經濟模式，價值觀等等都不再是普世標準，他們的心理不平衡，對中國的恐懼、甚至憎惡不是可以理解嗎？後來居上者為什麼不能一笑置之呢？

黃燎宇：其實我們知道，他們的反應完全是心理失衡造成的。如果是一般意義上的言論無所謂，問題是最近一、兩個月，西方對中國的批評已經不是停留在普通語言的層次了，而是涉及到一些核心利益，對奧運會的衝擊，我們中國人感到已經脫離思想范疇，已經成為一種宣戰了。

德國之聲：在圍繞西藏和奧運會的問題上，中西方展開了一場輿論戰之後，可以不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對歐洲抱有的浪漫設想徹底破滅了呢？

黃燎宇：徹底破滅。不是說西藏問題不能談。在歐洲人眼裡，在德國人眼裡，西藏問題為什麼現在拿出來說。這不是明擺沖著我們奧運會來的嗎？不管歐洲人承認不承認，這實在是一場陰謀。西藏問題任何時候都可以談，為什麼選擇現在？不就是要給中國抹黑，甚至誘使中國政府採取過激行為，然後號召全球抵制奧運，不就是這個套路嗎？太簡單了，小兒科。西方人應該反思一下，我敢說一直到10年以前，我父輩中的不少人經常吃過晚飯之後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把門關上，聽"敵台"的廣播，美國之音，包括你們德國之聲，因為他們覺得聽這樣的電台，才有真實的消息。大家絕對相信西方的自由，媒體報導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是現在，特別通過這一次，中國人對西方的幻想徹底破滅了。

德國之聲：北大是民主、科學理念的搖籃，在目前西方對中國圍攻的情勢下，中國政府得到了人民前所未有的認同。北大的精英們在這種時候不是肩負著特別的責任，來敦促政府走政治改革的道路嗎？

黃燎宇：這一點我們是接受了西方的觀念。知識分子一直都應該行使批判功能。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個批判者。北大的學生和老師也多多少少有一些精英意識。我們雖然沒有專門去研究儒學，但我們知道儒學的一個核心就是匹夫有責。當然在目前這個事情上，我們是和政府站在一起的。所以這一次西方對中國作法的客觀效果可能是好的。回過頭來看，政府可能還會很高興。因為你這樣把政府、老百姓和知識分子逼到了一起，建立了一個統一戰線。13億中國人，他們最關心的問題，西方人很少關心。為什麼老百姓支持政府？老百姓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吃飯、穿衣，社會平平安安，這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最高理想。西方不也是一樣嗎？你選總理、你選總統，拿什麼標準？你不是也要看，誰能解決失業問題，誰讓你過上好日子，誰讓你國家保持平安。從這個意義上講，目前中國政府做的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