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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改思路到底有几条路？

虽然没有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但是汪玉凯却透露出中共对政改的“底牌”，那就是“在不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以外，找到有效的政党政治形式，找到有效的权力制约的架构，找到有效的保证人民能够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具体形式”。纵观那些真真假假的被称为北京智囊人物的言论，不管他们对中共政改思路进行了怎样的诠释，最后都没有越过“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这一底线。

向左就是倒退，而中国没有退路

在固守这条底线的前提下，中共政改的路径实际上已经基本上没有多少值得猜测的秘密可言。首先可以排除的是重返马列原教旨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意识形态，因为不管三十年的改革是摸了多少颗石头趟过了多少河，中国社会总是在越来越远离毛式路线。虽然民间有“新左派”在活跃，但是他们只是在道义上为中国两极分化的改革负面效应的一种反抗，本质上是一群知识精英采取的反精英的大众立场，而他们所代言的“大众”究竟有多少同质性因而可以被视作一个“阶级”也是大可怀疑的，就像我们不能说中国社会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且，如果我们是在谈论一场政治改革，那么指的应该是某种进步意义的东西，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概念共识。事实上，即使有所谓的能被新左派代言的“大众”，他们当中也不会有多少人认真地会认为中国应该退回毛时代。对毛时代的怀旧现象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对现实的不满表达，而不是要求退回文革时代的政治诉求。

向“右”转，别转九十度

“冰点”事件时，一篇署名杨南和题为“中宣部：一次灾难性的‘胜利’”的文章认为中国改革“有两条路摆在前面”，一条是“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条是“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虽然杨南认为这两条道路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都有了阶段性对应，实际上“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出现过，而“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则可大致对应改革的初期。即使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是可以用质变来衡量的，那种以政治操控一切政治与社会生活领域为特点的“极权”统治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了。

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是所谓的在民间思潮中与新左派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提倡的中国未来之路。相对于新左派，“自由主义派”在学理上有着强大的优势，这也与民主自由在全球视野下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态势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分裂的：一方面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主导经济改革的势力，另一方面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因为对极权与专制的直接挑战而被官方视为大忌。

迄今为止最能为一个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的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只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占有主导地位，普通大众对自由主义的体会更多的是对改革成本的“不公正”承担和改革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精英虽然在中国公共话语空间中大有消解官方操持的话语体系的趋势，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被视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分子，他们只有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时起到了“谋士”或者“智囊”的作用，而同时他们又恰恰是作为经济学家，成为了改革带来的不公正后果的替罪羊，为大众所怀疑。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尴尬命运也决定了中国政改不会九十度向“右”转。说中国的改革是“打左灯，向右转”，这样的描述只在中国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时还比较形象。

“和谐社会主义”与可“控制性”社会民主

观察近来中共官方媒体，可以发现将中国式民主视为一种事实模式的定位观点。“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4月26日刊登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文章，称“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今年第2期上称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孙晋中呼吁“现在是认真思考和看待中国式民主的时候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将中国式民主定义为一种“增量式民主”。

这些能代表官方政治学术思潮主流的观点实质上都把中国式民主定义为一种能保持社会稳定的、促进经济发展、可控制性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分界线在于“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汪玉凯用“和谐社会主义”来概括“中国式民主”，指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思想”，它的两条主线分别为“和谐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社会主义民主”稍加变通，就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稍加变通，就成了源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文字游戏可能性，它保证了中共能够在保持意识形态正统的延续的同时暗渡陈仓，在必要时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中抽取为我所用的元素。

所谓的“和谐社会”一说，就是尝试用中国化的概念去替代西社会民主主义中强调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的政治价值观。“和谐”仅仅是中国人乐于使用的一个文化标签。把“和谐”看作是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式的笼统概括，如西方在看中国文化时，常简单地“天人合一”当作中国传统精神的核心概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李光耀挑起的“亚洲价值大讨论”中，“和谐”成为了一个对抗西方价值传统的亚洲价值观的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