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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chah in Berlin – ein Katalysator der Studentenbewegung

2009年8月27日

伊朗国王1967年对德国的访问是一根导火索:一些人因此而开始走上恐怖主义之路,另一些人则对德国的战后政策提出严厉批评。这次访问给联邦德国带来了持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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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27日,伊朗国王夫妇在柏林图像来源: AP

1967年6月2日,柏林天气晴朗。伊朗国王穆罕穆德·礼萨·巴列维与王后法拉赫抵达西柏林。国王走下飞机,向等待的人群挥手致意。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一天将改变联邦德国。这是一位有争议,但受到联邦德国欢迎的客人。有些人将他视为残酷镇压本国民众的美国在中东的地方官。也有些人认为他是童话般的君主,是街头小报喜欢捕捉的对象。

木棒对番茄鸡蛋

当时的西柏林市长海因里茨·阿尔贝茨在机场迎接了伊朗国王夫妇,并表示,西柏林民众衷心欢迎他们的访问。不过,至少对柏林年轻人来说,这是无稽之谈。这一点在当天下午就得到了证实。

Flash-Galerie Deutschland 60 Jahre Kapitel 2 1959 – 1969 Studentenbewegung
1967年6月5日,抗议的大学生在慕尼黑游行图像来源: AP

按照行程表,国王夫妇当天下午要去德意志歌剧院听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在国王的豪华汽车驶向歌剧院的时候,以柏林学生为主的数千示威者聚集在被雨淋湿的歌剧院前举行抗议,并投掷鸡蛋和西红柿,还呼喊"胡志明万岁"。陪同国王夫妇的海因里茨·阿尔贝茨下令,不能让类似抗议再次上演。

警察的水龙和国王支持者的动粗让情况变得更糟。所谓的"波斯人支持者"手持木棒殴打示威者,造成许多人受伤。转瞬之间,街头抗议演变成了巷战。

谁攻击我,谁就要被消灭

骚乱在当晚达到顶峰,并造了严重后果。并未参加骚乱的26岁大学生本诺·欧内索格被警察卡尔-海因茨·库拉斯开枪击毙。尽管目击者表示,本诺·欧内索格并未对警察造成任何威胁,但法庭仍以证据不足释放了库拉斯。判决结果让民众感到愤怒。40年后,库拉斯首次开口谈论欧内索格之死。他表示自己当时没有犯任何错,他"本来有五、六次都应该开枪的。谁袭击我,我就要消灭谁。完了,就结束。就得这么看!"最新证据显示,库拉斯曾为东德安全部工作。不过并无证据证明,库拉斯射杀欧内索格是东德方面给的任务。

1967年6月2日成了转折点。一些人从此开始踏上恐怖主义之路。对他们来说,武装斗争是改变国家的恰当方式。他们以"红军派"或"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知名。女记者乌莉克·麦因霍夫呼吁那些试图摆脱恐怖与暴力的人积极参与,麦因霍夫后来亲自拿起武器与国家机器开战。她还表示,"如果战争是这一尝试的最后途径,那我们就开战。"

恐怖与暴力

Schah von Persien in Berlin
1967年6月2日,西柏林市长欢迎伊朗国王夫妇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 / dpa

理想主义记者乌莉克·麦因霍夫的这段号召展开武装斗争的话,揭开了联邦德国之后十年恐怖暴力浪潮的序幕。刺杀知名政治家、协会负责人、司法人员或者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对银行和军事设施发动恐怖袭击都属于武装斗争的一部分。恐怖分子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冲突在1977年的"德国之秋"达到顶峰。当时红军派绑架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要求政府释放该组织的被捕领导人,未获成功。恐怖浪潮从此结束。

不过学生运动的大部分参与者选择的是和平抗议方式。他们对越南战争感到愤怒,对要在西贡大门口保卫柏林的安全的说法感到愤怒。他们反对生产过剩的社会,追求性解放,厌恶政治领导人倡导的价值观。他们将家庭视为小市民牢狱,宣扬"展开突破现成机构的进军",把国家颠倒过来。另外,他们还痛斥自己的父辈对纳粹行为三缄其口,笼统地指父辈负有对犹太大屠杀的责任,指责他们没有反抗纳粹政权。

对学生的恐惧

他们打出的口号是:"教授的长袍之下散发出千年的腐朽气息",以此,他们首先反对的是教育条件。学生运动的智囊及发言人鲁迪·杜契克批评大学课堂太拥挤,并指责忙不过来的教授们什么也不能理解。不久后,,对学校的批评发展成了对整个政治秩序的极端拒绝。他抨击议会变成了空壳,"不再代表我们"。杜契克还谴责波恩大联合政府是代表官僚与政治寡头的统治集团。

学生的批评受到一些高校教师的支持,这些教师被学生运动尊称为思想先行家。左翼社会学家赫尔伯特·马尔库赛呼吁让理论高于现实。但随着学生运动的展开,社会变得越来越暴力,对学生运动越来越充满仇恨。施普林格出版社的一些街头小报煽动反对学生运动领袖,指责学生运动是一场威胁体制的叛乱。

1968年4月11日,学运领袖鲁迪·杜契克遭一名年轻助教袭击,身受重伤,生命垂危。消息很快传遍全城,人们在施普林格出版社前举行示威,指责该报是此次袭击的帮凶。

"放胆实行更多民主"

1969年9月维利·勃兰特率领社民党赢得联邦议院选举,并与自民党组成了第一个红黄政府。新政府许诺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更多民主。很多人寄希望于这个新的开端,也有一些人开始积极"向现成机构进军",并与他们先前反抗的制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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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29日,学生运动领袖鲁迪·杜契克在街头图像来源: AP

寻求社会变革的斗争在此后几十年里结出了果实。很多当年设想的生活模式已经实现,当时的很多抗议者摇身一变进入了当年被唾弃的"政治高层"。当年的柏林自由大学学生委员会主席克努特·奈维曼现在是萨克森州国务部国务秘书,负责科学与艺术。他表示,今天的"原则批评性和民主意识"的根源在那场学生运动中,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从其他一些人的履历也可以看出德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转变。1970年中期,约什卡·菲舍尔是法兰克福多个极端左翼组织的成员。他对毁坏公物以及与警察展开巷战并不陌生。他自己表示,1977年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遭绑架一事让他抛弃了极端以及暴力思想。不久以后,菲舍尔加入了新成立的绿党。1985年他成为黑森州环境部长,1998年在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担任外长。约什卡·菲舍尔从扔石块的街头示威者变成了联邦外长,如果没有上世纪60年代末的极端学生运动,这样令人惊讶的事业轨迹是难以想象的。

作者:Matthias von Hellfeld / 文雨

责编: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