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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来到中国工作的德国记者吴亚尼(Janis Vougioukas)，在过去的6年里由于工作的缘故遇到了各行各业形形色色有名无名的中国人。他说，他尝试着去理解和描述这些年中国人生活中的变化和发展。作为文字记者，撰写文章总是会受到版面大小的影响和制约。大部分时候记者最多能得到半个版面，很少的情况也可以得到整个版面。吴亚尼说，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只能描写一些表面现象：“虽然我早就有动笔写一本书的想法，但是始终不信任自己。后来我的出版商对我说，您已经写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人物故事，什么时候也写一本书吧。然后我就开始动手整理修改添加以前的报道材料，花了半年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

《如果毛主席知道》

这本书的书名是《Wenn Mao das wüsste》，汉语被译作《如果毛主席知道》。书的封面装帧简洁，红色背景上是一幅画着脸谱的京剧演员瞪大了眼睛在读一叠中文报纸。吴亚尼说到这个书名的来历时表示，给书起个合适的名字着实费了番力气，因为整本书的内容需要用短短的几个字来概括。他说：“最后是出版商想出了这个题目。她在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这句话：如果毛主席知道。她觉得这句话不仅描写了中国这些年的变化，而且也符合一般德国人在头脑中对中国的想象。对于出版商来说，迎合读者的口味也是必要的做法。我觉得这个书名很合适这本书，远比封面上的照片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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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亚尼挑选了23个来自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从事不从职业的中国人，在书中讲述了23种不同的生活，叙述了23个不同的故事。他说，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极其复杂又极具多样性的国家，是无法通过几百页纸描述得清楚的。“我不是在写统计数据，我只是在描写完全不同的一些中国人，他们的生活一瞥。”

如果毛主席知道中国社会30多年来发生的变化，他会作何感想呢？吴亚尼猜测说：“我觉得毛就没有这样设想过，包括上一代中国人也没有预料到，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大地发生了这么多变化。”他停了停接着说：“毛肯定不会高兴看到今天的中国。虽然一方面他会为中国今天强大的经济体感到自豪，正像中国当年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但是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发生的变化却并不是毛当年所设想的。”

情感重于数据

吴亚尼说，他在和中国同行进行交流的时候发现，许多中国记者更为看重的是具体的信息要素和数据。而对他来说，捕捉到人的情感更为重要。但是，他也发现，中国人似乎是一个不善表达的群体。特别是和来到城市打工的民工做采访，如果想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感想，尤为困难。

有一次，吴亚尼去深圳的一家工厂采访年轻的打工妹。他想让那位年轻的姑娘给他描述一下在这家工厂第一天上班的情景，对方却说“还可以”。“可是我在写报道的时候不能只写‘还可以’这三个字。所以我就得把问题问得特别细。‘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还记得工厂的大门是什么样的吗？’‘宿舍里住了多少工友？’‘你学了哪门手艺？’‘学了多久呢？’‘上班累吗？’‘会不会觉得饿？’我得问1000个问题在报道中才能写满一页纸。” 吴亚尼笑着说。

“小说《鸿》把我领进汉语课堂”

10年前，吴亚尼还在慕尼黑读大学的时候，读了张戎的小说《鸿》。这部小说成为促成他在慕尼黑人民夜校学习汉语的源动力。10年之后的吴亚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但是，他并不期待这本书可以唤起更多德国学习汉语的热情：“如果有人因为看了这本书去学汉语，我会感到很高兴，但是这并不是我的任务和使命。我只是希望通过写这本书打消德国人对中国怀有的一些恐惧感。我们还是很害怕这个国家，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太陌生的了。我要写的是一本介绍最普通的中国人生活的书，去讲述他们的爱，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想通过我对普通中国人生活的叙述和描写，让中国对德国读者来说变得更近。”

在这本书中，吴亚尼也有自己最喜欢的人物故事：“我喜欢为新华字典挑错，拯救汉语的老陈的故事；还喜欢在南京大桥上专门等着拯救自杀者的故事，还有中国第一个专门调查二奶的侦探的故事。我喜欢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可能第一眼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他们的经历却是对这个国家及其文化的最好诠释。”

没有盗版的中国人

吴亚尼在上海已经生活工作了6年。他说，在他周围的大部分德国人，虽然居住在上海，但实际上仍然生活在德国。他们只和德国人交朋友，买德国面包房烤的面包，在家看德国的电影。如果你问他们，你有中国朋友吗？他们会说：“我的中国保姆阿姨。”吴亚尼说，他的任务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国人，因为即便尝试了反正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在读书的时候努力尝试过：“那时候，我不喝咖啡，去上太极拳班。但实际上，这些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去试着理解中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中国，尽力学这个国家的语言，不畏惧并主动寻求同当地人的沟通和往来。我不再试着把自己翻版成一个中国人，这不是我作为记者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