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向民营出版挥出橄榄枝？

9月24日，香港凤凰卫视播出了《问答神州》，主持人吴小莉对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进行了专访。柳斌杰表示，要尽快打通民营出版业和国有出版业的接轨通道，让民营出版业由体制外变成体制内，并且能够参与书号申请。

2007年，中国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大约有10万家左右民营书商，但几乎全部集中在发行、零售环节，而上游的出版环节，由于中国出版政策的限制而无法涉足,"虽然有一些民营书业以合作出版的形式介入了出版环节，但买卖书号四个字永远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尽管早在2003年9月1日，《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正式生效，当时的出版人认为这个规定标志着中国民营书业在法律上取得了与国有书业平等的地位，但《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只是在发行和零售对民营企业打开了大门，在出版环节民营企业根本无法进入。 这就形成了出版的一个特别的市场秩序：盗版盗印及买卖书号。

期刊出版同样受到管制，被迫以书代刊，2009年，中国青年作家韩寒所创办的独立杂志《独唱团》，因为申请不到正式刊号，在经过了将近一年、超过10家期刊杂志出版社的辗转审稿之后，最终由山西书海出版社以书号的丛书形式出版了。仅仅面世一期之后，第二期的《独唱团》即宣布停刊。而另一家2009年创办的《公民社会评论》也遭受同样的命运。

2009年，中国知名出版人沈浩波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在对民营出版管制的情况下，民营出版依然占据畅销书市场50-60% 以上的份额，各类资本也早就一头扎进，但由于主管部门的政策落实尚未开始，民营出版正在更加激烈的竞争格局中静静等待春天的到来。

"从抵制出版改革的角度看是一种倒退"

柳斌杰的访谈播出后，网络上出现不同的解读，有指藉此可迈向出版自由，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对民营出版扼杀的前奏。

香港出版人、《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由于中国固有的体制，中国的出版不可能走向自由，官方应该是看到民营书业的巨大的利益空间，才作此表态："从经营的独立性，即所谓的'出版自由'角度来说的话，让民营书业进入体制内，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说的'统战'。体制内有一整套的非常严密的制度，民营出版进入体制可能会享受到体制内的一点权利，虽然可以申请书号，但一定得接受体制的管制；体制外有体制外生存的困难，比如书号被官方卡死，可也有相应的审查自由和选材上的宽松。现在中国官方都在这样做，就是把民间的团体、公司、一些架构通通纳入体制内，所以从抵制改革的角度看，这绝对是一个倒退。"

金钟强调所谓出版的改革开放，就是体现在对民营出版的管理层面，让其有越来越多的经营自由、出版规划等。

"官方要收割民营出版业的巨大利益"

另外金钟也认为民营出版有巨大的利益空间，就如沈浩波早前的分析，民营出版在中国畅销书市场的巨大份额，如果将民营出版纳入体制内，对中国官方来说有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我认为这其中中国官方有两方面的意图，一方面是加强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是有经济上的图谋。总之，这个表态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中国知名评论人莫之许则认为，这是当局对民营出版进行吸纳的方式，继而官方将对民营出版行使审批、管理等权利，甚至是在此领域进行权力寻租。今后民营书业中将会出现资源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个体的小书商有可能面临淘汰的命运。

香港已经被称为"禁书中心"

金钟也谈及香港及台湾的出版现状，他认为香港和台湾两地的出版自由，应该为大陆出版带去一些启示。

"中国大陆的书号管制，是非常没有道理的。香港、台湾的出版自由，是真正体现了'一国两制'，香港已经被世界上的人称为'禁书中心'，世界上本来不应该有禁书的说法。"

据悉，近年在中国大陆不能出版的书籍，纷纷转场香港出版，最为著名的为《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反映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墓碑》、《中国影帝温家宝》等。

金钟介绍香港和台湾目前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对于出版物并不进行事前审查，如果出版物在出版后涉及色情、暴力等内容，也是经由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非行政手段："我们在香港可以享受英国体制留下来的出版、言论自由，我们对中国当局的说法并不敢相信，早在奥运期间中国官方承诺网络等自由，但都没有兑现。"

作者:吴雨

责编:邱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