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 序 | 禁书选读 | DW | 05.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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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选读

严家祺 序

严家祺,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作者(与高皋合著)

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上,“天安门事件”发生过两次。 30年前,我与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同事共同写了《四五运动纪实》,这是“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详细“记实”。封从德的《六四日记》则是“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详细“记实”。两次“天安门事件”都对和平抗议的民众进行了清场和镇压,但不同的是,“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在1976年4月5日“清场”时,虽然打伤了人,在天安门广场留下了鲜血,但“清场”时没有死一个人。 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清场”,动用了坦克和机枪,造成了数千人的惨重伤亡。
历史事件可以从近处看,可以从远处看,可以“拉长或缩短时间尺度”看,可以用“显微镜”或在太空中看。从太空中观察地球表面事物的技术,就是“遥感技术”。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从远处看,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从4月15日到6月3日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和平抗议运动;二是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的大屠杀。在“六四大屠杀”发生20年后的今天,北京仍把“和平抗议运动”称为“动乱”,把“六四大屠杀”称为“暴乱”。封从德《六四日记》一书,一天又一天地、详细地记述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这两部分的历史事实。事实证明,1989年的北京,以学生为主体的、由广大民众参加的和平抗议运动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事实证明,北京没有发生任何“暴乱”,所谓“暴乱”,是政府对和平抗议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的大屠杀。
封从德在“六四”前的专业是“遥感”。 “六四”改变了他的命运、在经历一连串惊险的逃亡幷安全来到法国后,封从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他自己的话说,他的人生发生了“四个方面撕裂” 他与柴玲离了婚,离开了其他“天安门明星”,离开了他多年希望留学的美国,他放弃了“遥感”、放弃了从事科学技术的目标,进入巴黎索尔邦(Sorbonne)大学宗教学系(Religious Sciences),在道教研究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施舟人教授(Kristofer Schipper)的指导下,从事宗教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 2003年,封从德获得了“宗教学”博士学位。读《六四日记》的《后记》,可以了解到封从德到国外后“大转变”的原因。
2009年的今天读到《六四日记》,可以发现封从德近几年来似乎又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转折。这是从“宗教学研究”重新回到了“现实人生”。封从德认为:“所谓中国精神,就是「当下即永恒」,用孔子的话说就是「道不远人」,「当下」(here and now)就能找到价值的中心。 ”今天的封从德,又像20年前那样,全力倾注于“天安门事件”,竭尽全力地投入《六四日记》的写作出版工作。不过,他没有用“遥感”来观察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而是在近处、逐日逐时地进行详细记述。
封从德出身于技术科学,是一位有自然科学基础的宗教学专家,他能“遥感”的方式观察中国儒家和中国宗教。但当人们谈起封从德时,他的名字还是更多地与“天安门学生运动”、与摆在你面前的这本著作——《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连在一起。
同“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相比,“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要复杂得多。 30年前,记述“四五运动”的著作只有几本,而记述“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著作已经出版多本。 《六四日记》是记述“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最新出版的著作,这本书用大量的事实推翻了今天北京仍然坚持的“动乱、暴乱”的不实之辞。我相信,“六四大屠杀”的真相一定会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得到揭露,中国大地上一定能够重新恢复正义。

(2009年4月18日,写于纽约)